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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衣服回收的危机与挑战

编者按：本文作者仵希亮，博士，主要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研究。其所创办的新乡晨星旧物回收公益项目，共回收旧物（以旧衣服为主）31661件，实现旧物11068件再利用，使1位特困人士得以就业，举办公益活动40场，举办“旧物回收处理节”两场，志愿者参与近百人，旧物受益人群数不胜数。

最近很多城市都在增加设立旧衣服回收箱，报纸上有很多报道。在省会城市层面，比如石家庄、太原都在设立旧物回收箱，还有些地域城市，比较集中的有江苏一些城市，其往往由一个公司联合当地慈善组织来做。

旧衣服回收箱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个地方纷纷出现，这是一个潜在的行业，无论从商业或从慈善来讲，旧衣服能够实现变废为宝，从埋入地下走向投入回收箱，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社会财富通过旧衣服的流转实现了增加，贫困地区有了更多的捐献来源，工业厂家也有了原材料的来源。牵头的慈善社会组织获得了筹款，商业公司在其中也有货源，增加了很多人的就业。旧衣服回收造就了慈善和工商业，因此旧衣服回收箱的设置是一种趋势。

北京、上海的做法

较早设置回收箱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是在城市推动垃圾分类的基础上设立的。北京有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领办的“地球站”项目和北京市城市再生资源服务中心所推的“老北京娃娃”旧衣服回收项目。前者从2013年开始，现在北京共设置100多处回收箱，其通过在城中村设置旧衣服商店的形式实现处理，具体的其他材料则是被流通到工业加工上。后者北京市城市再生资源服务中心从2014年开始在北京设置“老北京娃娃”样式回收箱，目前设置50多处回收箱。这两者总共数量不超过200处的回收箱，难以满足北京2000多个居民社区旧物投放的需要。

上海政府在2010年垃圾分类的基础上，推动企业参与上海市区的旧衣服回收箱设置，陆续出现了旧衣服回收公司。较为知名的回收公司有上海缘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荣灏纺织品有限公司、上海万容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和上海绿圣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其中缘源公司在上海目前设置约有2050个回收箱，荣灏公司箱体约有2700个，万容公司箱体约有700个，绿圣公司箱体不到1100个。上海的回收箱项目虽然有与慈善组织合作，但慈善组织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失去了控制作用，以至于上海旧衣服回收箱问题集中爆发。很多旧衣服回收箱被承包给个人作坊，旧衣服流向失去了控制。

在旧衣服布局上，也是没有事前的规划，不同公司和政

仓促与专业公司合作，不了解专业公司的底细，其结果以低廉的捐献价格把全市的旧衣服转给专业公司。因此在公益组织和专业公司合作上，公益组织代表捐献居民就需要与专业公司议价，为本市公益争取最大的利益。同时在具体的运营中，也需全过程对专业公司进行监管，对旧衣服回收的最终流向能够向捐献居民做以交代。

旧衣服回收上也需注重公益元素的搭配，比如设置回收箱还需要在城市里搭配慈善商店，通过回收箱回收衣服，慈善商店就地满足当地人对旧衣服的需求。一般旧衣服在当地有两种主体需求，一种是城市贫困人口，一种是环保人士，前者出于经济水平不得不购买二手衣服，后者出于环保节能而主动自愿购买二手衣服，通过一种绿色宣传带动，影响更多人最大化利用衣物，并形成穿二手衣服的习惯。

慈善商店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其满足多元人群的需求，使城市有自己的特色和人情味，慈善商店有自己的存在空间。旧物回收箱的设置必须搭配慈善商店，否则就使商业主导旧物回收，慈善组织失去主导，旧物回收也失了其慈善绿色的特性。旧衣服回收设置的全局性和流向隐忧

旧衣服回收上的公益具有全局性，以商业公司的营利性导向来讲，从大的区域来看，商业公司只是在一些经济较好的城市里设置回收箱，而不去农村设置回收箱。具体到小范围的一个城市，城市社区也有不同分布，社区也有高档和贫困之分，商业性公司设置回收箱倾向于放置在高档社区里，而不愿意放置贫困社区里。因此一个地方城市里设置回收箱，还要注重旧衣服回收作为一项基础设施，注重回收箱摆放的地域上的全局性。由公益组织所设置回收箱，就是能够在地域上均衡分布。即使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域，也需要摆放旧衣服回收箱，实现旧衣服的分类。但商业公司的逐利，旧衣服回收箱仅在城市里所设，农村区域就难以设置回收箱。这便需要公益组织能够改变这种布局，从一部分区域的盈利来弥补一部分区域的亏损，实现旧衣服回收箱区域上的布局平衡。这也要求旧衣服回收箱的设置都要由公益组织所主导，公益组织无论是否与专业公司合作，公益组织都要最终对旧衣服收集和处理上的全过程能够监控并负责。

旧衣服处理过程中，有些材料也会成为“黑心棉”的来源，这就需要慈善组织能够对旧衣服后期处理进行监控，同时政府也需要对行业进行监管。对于最后剩下的材料，回收行业内称之为“黑料”，不能作为工业原材料，只能被烧掉或者埋入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