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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学年高二上学期10月月考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一般而言，真实的历史被称为“史实”，而有关历史的记载被称为“书写”。毫无疑问，历史书写应以呈现历史真相为目的，但是因为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历史的细节往往是复杂的，即使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也只能从某一方面去书写。再考虑到书写者本人，历史书写必然带有书写者的主观偏好和价值判断。因此，通过研究历史书写来把握真实的历史，至少需要考虑书写者的主观视野和价值立场。

以往，世人对春秋史的理解主要借助于《春秋》《公羊传》《榖梁传》《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的记载。又因为《春秋》记事简括，《公羊传》《穀梁传》重在解释“微言大义”，《史记》为汉人所写而相距春秋时期较远，所以《左传》就成为世人了解春秋史的重要桥梁，人们甚至认为《左传》就是春秋史的实录。

当今，日益增多的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春秋史书写文本。自从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现世以来，上博简、清华简、慈利简、枣纸简等春秋史文本不断呈现于世人面前，诸如清华简《系年》《郑武夫人规孺子》、上博简《成王为城濮之行》、慈利简“吴语”、枣纸简《吴王夫差起师伐越》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如果再加上西晋时期出土的汲家竹书“国语”两篇，那么早期社会流传的春秋史文本将更加丰富多彩。从形式与内容来看，现出土的春秋史文本多呈散编形态，记事用语有时也欠准确，如上博简《成王为城濮之行》开篇点出晋楚交战之地在城濮，是一种“事后诸葛”的表达，比不上《左传》《史记》用语准确。然而，这些出土的春秋史文本却能促使我们反观《左传》的书写，进而准确把握《左传》的叙事特征和理性精神。

一个典型的例证便是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不同：两者都涉及郑庄公、郑武夫人以及郑国大臣，然而两者对这些人物关系的描述显然有别。简文中的母子关系和谐亲密，郑武夫人处处为儿子的未来忧心，教诲儿子的言辞饱含恳切和真诚，对大臣也是充满信赖；郑庄公对母亲的教诲言听计从、遵诲行事，对大臣更是恭敬有加、委以重任；同样，郑国大夫也很体谅国君、谦让有礼，“各恭其事”而不专权恣肆。简文呈现出郑庄公朝堂一派母慈子孝、君惠臣忠的政治局面。也许可以认为简文中郑武夫人的教诲是包藏祸心，郑庄公的遵诲而行是阳奉阴违，郑国大夫的谦器让权是规谏提醒。然而，这一阐释无疑是以《左传》的叙事为参照的，从简文的用语、称谓以及人物的言辞口吻看，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反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叙事，书写者使用“初”字，将事件的起点追踪于“郑武公娶于申”，随后依次叙述郑庄公与母亲、共叔段的矛盾，以此揭示三人虽为至亲，但矛盾早在郑庄公出生的那一刻就已形成，根本无法调和与解决：面对母亲、共叔段的咄咄逼人，大臣与郑庄公结成同盟，适时而动以至平定叛乱。相较于简文记述的郑庄公即位之初的情形，《左传》的叙事前后勾连，将长时段动事件连缀一体，以至形成严谨的因果链条，即《左传》对“郑伯克段于鄢”的书写，早已不是“原始的历史”，而是使用理性叙事将历史书写为一个“合理”的过程。

与简文重在呈现母子、君臣关系的和谐相比，《左传》的叙事视野更加冷峻、理性，它揭示出政治权力斗争中的残酷与无情：面对权力，母子之爱、兄弟之情消磨殆尽，“亲亲”原则早已被抛之九霄。“礼崩乐坏”的历史真相从冷静的叙事中展露无遗，也许是担心读者没有体会到这一社会现实，《左传》的书写者又通过解释《春秋》的“书曰”来强调郑庄公和共叔段本为兄弟，人们却难以使用兄弟关系来评判二者的关系。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文章《史实与书写：左传春秋叙事的价值建构》）

材料二：

《左传》作为一部历史叙事的皇皇巨著，实现了历史记言到历史叙事的飞跃。它采用“寓论断于叙事”艺术手法，使得《左传》一改《春秋》“微言大义”晦涩难懂的局面，实现了“见之于行事而深切著明”的新局面。

“寓论断于叙事”并不是直接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剪裁客观具体的史实不着痕迹的寄托自己的褒贬态度。每一个论断都是由具体的客观的事实组合起来的，即便是很小的细节都隐含着论断。

《左传》是以《春秋》为依据，对其所记载的史实内容扩展补充而书写成的。《春秋》虽重微言大义，但记事过于简约。《春秋》仅仅记载事件的结果，而对其中的是非曲直一“字”带过，除此之外更无任何议论。后人无法通过简单的记载理解其中的是非褒贬之意。正如司马迁所言，“左氏具论其语”，《左传》便是对其中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补充说明。

《左传》不仅对《春秋》进行补充说明，还在理解事件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一些带有道德倾向的论断之语，即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仲尼曰”“孔子曰”“礼也”“非礼也”等形式展现出来。由于评论形式不一，为了方便论述，将这一评论概括为“君子曰”。除此之外，《左传》作者还通过凡例、“君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