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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便对西方

民主与法治环境下的文明社会推崇不已，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引进和制度移植。

但由于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再加

上中国自身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条学习之路异常缤纷但十分艰辛。其间思想流派杂陈

观点互相辩难，而经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态甚至自相矛盾，不仅难以与我国国情

相契合而体现出先进性，反而有淮橘为枳的尴尬甚至流祸无穷。

因此，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便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在我党

以大无畏的精神拨乱反正并毅然选择了法治的治国之路后，这种探讨尤为重要。当然，笔

者并非对民主与法治做一个系统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几本厚厚的专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

只想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点力所能及的阐述。

一

民主，永远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语。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它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

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

含义众多，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

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公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

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

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

法治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西方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源于梭伦变法，至亚里斯多德

时已经基本理论化。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

想的发展，法治的观念开始广泛传播，并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得到明确肯定和宣布。

“法治包含着多重含义。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

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法治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

征的法，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再次，法治是一

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

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人为轴心的统治方式，它奉行‘人变道不变’

的哲学原则。”[1]（第99—100页）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但是人们对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理

解却各不相同。然而，无论如何理解，我们都可以发现它们的立足点和价值追求并非完全

一致。并且，它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也迥然有异。

（一）民主与法治并不天然统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把“民主法治”相提并

论。许多学者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法治社会必然是民主社会，不

是法治社会也必然不是民主社会；反之亦然。但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民主也可能产生专制，即使是我们所推崇的西方式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法

律沦为工具，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于这一点，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早已

发现。杰弗逊曾写道：“一百七十三个暴君必然与一个暴君一样具有压迫性……一个由民

主选举产生的专制政府并不是我们奋斗所寻求的目标……集权民主制中的政府是由人民选

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它控制除了与代议民主制有关的条件之外的所有方面，它既是实

际的，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2]（第114、263页）事实上，西方式的民主确曾导

致过“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语）或“多人的专制主义”（孟德斯鸠语），如一百多

年前美国妇女和黑人的处境，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由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

关授权美国行政当局将日本裔的公民关进集中营。而康德则坚持认为，民主是“18世纪的

人们理解专制的必要词汇”[3]（第151页）。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的专制比不加掩饰

的专制更为可怕。甚至还有人认为，“通过人民定期普选产生领袖的体制称为‘民主制’

（democracy）。民主制虽言称‘民治’，却也是少数领袖在统治，是人治的一种。正因

为‘人民’无法行使‘治权’才需要政府，需要领袖。”[4]这段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民主与法治并不自然的相生相存，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权力来源于神。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权力来源于

人民的学说深入人心。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原来的学说受到批判，认为“人民”是一

个集合主体，“人民”的概念不断抽象，也成了神一般的字眼。而权力来源于法律这一学

说二战后逐渐被接受。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统统来源于法律。这样现代法治才有了它

的逻辑起点。“法律精确的规范社会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