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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思政教育宏大叙事的有效性建构

摘???要：西方后现代宏大叙事解构思潮产生于西方特定的社会时空，是对西方集权化、板结化社会格局中主流话语的挑战，但其并未对西方的国民教育和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产生直接冲击。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在中西比照的视野中洞察建构民族国家叙事的必要性，辨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大叙事的典型性，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大叙事的历史进步性，认识微观叙事对宏大叙事的建设性，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关键词：宏大叙事；微观叙事；思政教育；有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报告对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叙事话语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遭遇宏大叙事和权威话语困境的背景下[1]，有学者提出了“叙事教学”[2]“日常生活化叙事”[3]和“话语转向”[4]的教育策略。但高校思政教育话语的本质是政治话语，其传递的价值观念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其精神内核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其话语内容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就决定了高校思政教育话语是宏大叙事权威话语。如何直面西方后现代宏大叙事解构思潮对社会主义主流话语权的挑战，坚定维护社会主义宏大叙事核心地位，奠定高校思政教育内容有效性基石，成为本研究应有之义。

一、后现代思潮对宏大叙事的“解构”

宏大叙事解构思潮最早发端于后现代语用学领域。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是第一位从语用学的哲学层面来解构后现代社会宏大叙事话语权的思想家。在现代科学技术强力支撑下，战后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重建达到顶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艺术、哲学、史学和文学界先后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反现代性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利奥塔延续现象学和解构主义方法论，对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欧美话语霸权和叙事逻辑展开批判，认为“人的历史不过是千千万万微不足道的和郑重其事的故事的堆积，时而其中的某些被吸引在一起构成宏大叙事”[5]。科学、理性、线性和进步占据主导地位的宏大叙事，压抑和遮蔽了个人、日常和琐屑的小叙事。解构宏大叙事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是解构主义思潮对西方集权化、板结化社会格局中主流话语的挑战。

宏大叙事解构思潮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社会为了提高系统运作效率，尽可能简化系统内部的运行程序，并让个体愿望服从系统需要。服从高效和权威的社会话语体系，构成先验性的元叙事，即宏大叙事。长期以来，西方传统哲学包括当代主流哲学是一种基于元叙事基础上的宏大叙事，即以本体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二元论为根本特征的哲学，坚持线性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形成了工具理性主义的思维范式，从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专制独裁等。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是统治的逻辑，为破解宏大叙事提出“微观叙事”，否认世界的基础和本质，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否认中心论，强调差异、多元、多样，强调个体和具体，推崇流动性、碎片化和当下即时感等。宏大叙事解构思潮的诞生有独特时空背景。利奥塔是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他在其代表著作《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提出“宏大叙事”，该著作是应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大学教育委员会之邀而作的报告，作者把该书作为献给巴黎第八大学哲学工艺学院的礼物[6]。对西方高校而言，后现代思潮是一所大学富有思想活力的表现，是内生性思潮，其影响亦在社会思想震荡曲线的合理区间。

当代西方高校依然持续强化宏大叙事，解构宏大叙事并未对西方的国民教育和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产生直接冲击，欧洲和北美现代化叙事不但没有被解构，反而被加强。以美国为例，其公民教育并不像其所宣称的那样具有意识形态中立性，也并未完全脱离政治。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大学在公民和道德教育的任务目标与是否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等问题上有过长期的争论。美国在经历冷战和越战危机之后，国家利益整合、多元民族文化认同和社会治理的紧迫性日益突出，无论公立、私立、教会大学，还是社区和寄宿制学院，均将大学生道德和公民教育作为学校的中心任务[7]。21世纪以来，不同大学在公民和道德教育的目标理解上并不一致，但美国高等教育对其所秉承的核心价值观的灌输越来越重视，大学的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体系正越来越完善[8]。当代美国大学公共空间设置一般都具有宏大叙事特征，自由、平等、荣誉、纪律、团队、自信、人性、勇气等核心价值镌刻在地砖、台阶、铜像、旗杆甚至座椅扶手上，随处都可能发现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的烙印。可以说，当代美国大学校园内正极力发挥宏大叙事的渗透功能。

二、我国高校思政教育话语的宏大叙事特征

我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冷静关注后现代思潮对教育教学效果的影响。后现代思潮在我国高校面临与西方迥异的时空语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