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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的语文创新教学：单元整体教学理论模型构建

【摘?要】单元整体教学在我国语文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历经三次规模性推广。本文对其三次规模性推广和百年来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进行历史溯源，在此基础上，结合二十多年来的课堂观察研究，概括出“整体”“同构”“关联”三个基本特征，构建了“N→1”的单元整体教学理论模型。

【关键词】单元整体教学；整体；同构；关联

有学者说我国自古就有单元整体教学，然而，绝大多数人仍认可它是欧美“新教育运动”的舶来品。从单元整体教学在我国的探索历程来看，当年留存的大量文献呈现了其“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相呼应的传播盛况。经过一百余年的研究，单元整体教学在语文学科形成了基本共识。它是基于学情围绕一个核心概念，按照概念内涵与外延约定的逻辑表征，甄选3~5篇包含概念关键属性的文章，运用模因理论，遵循“教—学—评”一致性原则，以学的逻辑为主线，牵引教的逻辑、内容逻辑进行“三位一体”的“榫卯耦合”设计与教学，助力学生有序形成核心概念，构建促进关联思维发展的跨文本阅读理解的理论模型。

一、单元整体教学的百年探索

单元整体教学自20世纪20年代由梁启超引入，现已成为我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依循。尽管单元整体教学始终难以成为常态的语文课堂教学，但它也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引发了三次探索高峰。

1.1920~1936年，引入即高峰

1922年，梁启超游历欧美归国，针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全国大讨论，将欧美“新教育运动”倡导的“将文章组合编排、一组组地学”引入语文教学。随后，邰爽秋发表的《设计教学法》一文就谈到了“文学的大单元做学习的中心”。两位先生的主张启动了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第一次以单元教学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探索［5］。这次自下而上的探索很快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播开来，旋即进入全面繁荣时期，参与其间的研究和做法无不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周予同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文教材的选编方式作了精辟概括：排列国文教材的方法，有讨论价值的只有“按文体来分类”“以问题为主纲”“用程度作标准”“依时代而逆溯”四种，而且它们优劣互现。后来成为教材编写主流的是“文体组元”，文体分类与写作知识结合又出现了以“文章作法”为核心的单元。1935年编写，影响远及当下的《国文百八课》就是以“文章作法”组元的。自此，我国现代语文教材的编写体例就逐渐固定为“文体组元”的范式。当然也常因时代理念和主编个性而略有调整。

2.1980~2000年，再掀探索高潮

第二次高潮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末期，这期间产生了一批厚植于教学实践的原创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的饶杰腾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形成《中学语文单元教学模式》《初中语文单元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两本代表性著作。饶杰腾主张单元教学是一种教学模式，具有整体性、主体性和比较性的特点，他以理论研究者的身份直接引领了单元整体教学的探索。与此同时，国内诸多省市的学者、一线教师也都积极参与了这项“自下而上”的教学改革，其代表人物有上海的段佩力、广东的钟得赣、山东的吴心田、南京的钱任初、河南的甘其勋等。当时不乏对单元整体教学批评的声音，一直专注于单元整体教学研究的王漫将这个时期的质疑归纳为三点：（1）单元教学“见林不见木”，减小了单篇教学的力度，单元共性遮蔽了单篇个性；（2）单元教学强调知识点与技能点的落实，忽视了文本学习中的情感和审美元素；（3）以单元教学谋求语文课程系统化、序列化、可迁移性的道路走不通。王漫认为，这些批评主要还是针对20世纪80、90年代局限在教材的单元框架之内设计实施单元教学而言的，质疑者提出的问题，既是当时单元教学乃至整个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更有当时教材单元编写的问题。

3.2021年迄今，热捧的大单元

第三次浪潮，正是当下比较热的“大单元”教学。这次的推广势头不输20世纪前两次，今日谈大单元、大概念、大任务的多以《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第二版）》为理论借鉴。由于翻译团队对“课程论”“教学论”“教学设计”等领域已有的中国学术话语的疏离，翻译时采用了中英直译的方式，例如，Bigunit直译为“大单元”，Bigidea直译为“大概念”“大观念”。如此缺少学科转化的直译给中小学教学造成了不必要的纷争。其实，进入21世纪的语文教学也从未远离对单元整体教学的探索，与其密切相关的研究主要发生在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两个层面。

2001年，教育部开启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同时实行“一纲多本”，放开了教材的编写权。鉴于“一纲多本”政策的实施，参与教材编写的出版社基本是在没有任何研究准备的前提下，突然就加入了编写行列，难免会“混杂使用‘主题’‘专题’‘话题’等术语”。然而，从纵横两个维度对比分析教育部审核通过的数十套语文教材的编写体例，却无一例突破20世纪20、30年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