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日本数字化转型政策的思考.docx

专题:数字经济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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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日本数字化转型政策的思考

华金玲

(庆应大学综合政策系,日本东京2520882)

摘要:回顾了2000年后日本政府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包括历时20年的数字政府实施计划,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中身份卡和生活补助金发放面临的问题,暴露了日本过去数字化政策的短板和不足,这构成了新冠肺炎疫情后日本新政府推进数字化转型政策的起点;阐明了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后数字化转型政策的三大方向:下调移动通信资费、实施5G推进计划和设置数字办公厅;最后,在总结新冠肺炎疫情后期日本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移动通信产业改革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了日本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对隐藏在体制背后的日本移动通信产业存在的结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政策;数字办公厅;移动通信产业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引用格式:华金玲.后疫情时代日本数字化转型政策的思考[J].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21,47(2):22-31.

doi:10.12267/j.issn.2096-5931.2021.02.004

0引言

2020年9月28日,菅义伟领衔的新任日本政府起航不足12天,日本经济新闻就发布了一条关于NTT公司将公开收购NTTDoCoMo成为其全资子公司的报道[1]。据报道,该项目预估收购市价超过4万亿日元,是迄今为止日本国内企业最大规模的公开收购。两个月后,NTTDoCoMo继其他两家运营商之后宣布开始提供新资费套餐“ahamo”[2],每月流量20GB的资费标准为2980日元(含税3278日元,约合192元人民币),而现行同类套餐资费含税价格为8175日元(约合486元人民币),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40%。另外两家移动运营商也在2020年10月28日同时发布了各自旗下副牌的资费调整方案,其中KDDI旗下的UQmobile资费为每月3980日元(约合234元人民币)[3],软银的Y!mobile则为每月4480日元(约合264元人民币)[4],均为月流量20GB的税前收费标准。

日本通信业界在两个月期间接连出现重大变革,

究其原因在于菅义伟政府大力推行的一系列数字化转型政策。正如他本人所示,体制改革是此届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数字化转型也是现今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5]。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为何菅义伟执政后这些改革的推进都实现了加速,这些改革又是否合理?日本社会真的需要这些硬性改革吗?本文围绕这些疑问,着重对日本数字化转型政策和其极力推行的日本移动通信产业改革进行梳理和归纳。

1过去数字化转型政策的挫败

1.1耗时20年的《数字政府实施计划》

早在2000年11月29日,日本政府就制定了《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简称《IT基本法》),意在推进日本信息化社会的形成。同时,日本政府依据该法设置了“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推进战略本部”(简称战略本部),自此以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为本部长,相关国务大臣参与的战略本部开始运作,成为推动日本政务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力量。2014

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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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24日,为了更加有效地联合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推进上述转型,又在本部下新设“数字治理部长会议”。2016年12月14日,《官民数据活用推进基本法》得以顺利实施,2017年5月30日日本政府发布了《世界最先端数字国家创造宣言以及官民数据活用推进基本计划》和《数字政府推进方针决议》。战略本部成立后的第19年,2019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布《数字政府实施计划》初稿,并经过2019年7月20日和2019年12月20日的两次修改,最终得以定稿并正式实施。2020年3月31日,战略本部宣布日本各省厅 (相当于各部委)均须根据计划制定各部门管辖领域的中长期计划[6-11]。

2020年3月,正逢日本新冠肺炎疫情(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