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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陶瓷的外销及在中外交流中受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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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发展的伟大时代，唐朝立国以来，经历

了24个皇帝，289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个

皇帝。他们雄才大略，政治上极为自信，推行一整套有利于巩固国防、

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使唐朝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武力强大、

政治稳定，对外来文化并蓄兼收，使联络中西的丝绸之路空前活跃，

海上交通线也不断开拓。

唐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贸易，人员交往频繁。经

济交往需要手工业货物作交换手段，陶瓷是中国最富民族特色、使用

方便、美观典雅的商品，它的生产在唐朝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得到有力

的推动。

富有开拓精神的唐人和外域来华的商人，把中国陶瓷运输到遥远

的异国他乡，使产销关系畅通起来，生产得以蓬勃发展。也是他们把

域外优秀工艺品运到唐朝来，影响着唐朝工艺品的制作。具有高度繁

荣的唐文化，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依本身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

吸收新的成分，与我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文化和

工艺品，所以唐朝文化，包括陶瓷，大大超过汉魏晋南北朝，而显得

博大清新，辉煌灿烂。

唐朝陶瓷输送到国外，其方式有两种：第一，来中国的使臣、僧

侣、学者、留学生，以及来唐朝献艺的工匠。他们到中国来，得到唐

朝政府、官员、友人的馈赠，或自己购买而带回国去，或由中国政府

派遣出国官员作为礼品携带出去，到达所去国家之后赠送给政府、官

僚或友人。第二，作为商品贸易的货物，和丝绸及其他工艺品、土产

品一起输到外国。如下面的黑石号就是一例：

黑石号

“黑石号”是一艘著名的阿拉伯沉船，它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海

域。因为在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有唐代宝历二年的年号，宝历二年为

唐敬宗年号（826年），所以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打捞时，黑石号的船体基本保存完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

的阿拉伯沉船，它的发现和打捞，证明了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

已经存在直接的海上陶瓷贸易，这是“海上陶瓷之路”的直接证据。

1998和1999年间，德国“海底探险公司”将“黑石号”打捞出水。

这是一艘满载货物的阿拉伯沉船，上面发现的唐代瓷器多达

67000多件，船上所载的长沙窑瓷器和金银器已经引起极大的关注，

而三件完好无损的唐代巩县窑烧制的青花瓷盘更是引起陶瓷界的轰动。

在“黑石号”出水文物的整理研究阶段，我国陶瓷界的一些知名

学者曾应邀前往新加坡观摩沉船上的文物，他们拍摄的大量图片，使

国内文博界对“黑石号”出水文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从2002年开始，我国国内的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扬州博物

馆等都提出了购买意向，而新加坡、卡塔尔、日本等国的博物馆也表

达了购买的意愿。但是，打捞方提出“必须整体购买”的标的，并开

出4000万美元的高价，当时折合人民币3亿元，不知什么原因，我国

的博物馆在此数字面前居然都失去了话语权。此时，新加坡的“圣淘

沙”机构抢先购买了打捞文物的展览权，随后筹措3000余万美元全部

购得这批出水文物，2005年所有出水的“黑石号”文物分批完整落户

新加坡。

从“黑石号”沉船上打捞起的白釉绿彩鱼底吸杯

在“黑石号”打捞出水的陶瓷中，长沙窑瓷器有56500多件，使

国内陶瓷界对长沙窑瓷器的产量、款式、器形、纹饰和市场有了新的

认识。这批长沙窑瓷器中，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有杯、盘、

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瓷器上的款明确记载了瓷

器的用途和生产商，这些“款”不仅为当代人对唐代瓷器的研究提供

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更使我们对瓷器上写款的认识大大提前。比如，

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说明了茶具的用途，有的瓷碗写有“湖南

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款识，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这种带有

广告性质的款记，为我们认识元代瓷器上的“张家造”、“陈家造”

提供了借鉴。在唐代就出现了在陶瓷上写明生产厂家的款识，那么，

在唐之后的宋代、元代和明代，也完全可能在陶瓷上出现类似的款识。

而大量的花叶、莲蓬、飞鸟、摩羯鱼纹，这些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

充分说明了长沙窑为适应外销市场而作的变化，这种变化巩固了长沙

窑外销窑场的地位。

“黑石号”沉船文物

如果“黑石号”出水的瓷器能够留存国内，它对我们认识唐代瓷

器，以及认识我国陶瓷款记、纹饰和器型的演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

用。

9世纪中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