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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有关证据规则问题的思考

一、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确立的证据原则（一）刑事诉

讼证据和证据规则概述

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就是围绕证据的收集、

审查、判断和运用的过程。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证据，既是以法定形式

表现出来的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又是裁判者为确定裁判所

依赖的手段；既是证据形式与证明内容的统一，又是实体要求与程序

要求的统一。从证据的本质特征出发，可将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证据概

括为：以法定形式表现、符合法定程序规定的用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作为定案依据的客观事实和材料。刑事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

和相关性这三个基本特征，客观性指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

以司法人员的意志为转移，相关性指作为证据的事实必须与已经发生

并且待证的刑事案件有关联，对证明案件事实有实际意义，合法性指

证据的收集主体、对象、方法和程序以及证据的形式和采信程序必须

是合法的。

司法活动中的证明，是运用证据资料按照思维逻辑判断事实真相

的过程。为防止主观臆断，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对证据的取舍和运用

必须受到一些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在法律上就体现为诉讼证据规则。

因此可以说，规定证据收集、证据运用和证据判断的法律准则即为证

据规则。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最终目的是确定案件真实，公正处理诉讼，保障公正司法。从诉讼程

序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规则是通过立法预先设立司法诉讼活动的行

为框架和衡量标准，通过明确严格的程序规定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和审判结果的正当性。诉讼程序中再现事实的过程主要是借助证据规

则来体现的，因此证据规则的具体内容及其实现程度直接关系案件原

始事实状态的确切程度，并最终影响审判的结果。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

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

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

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

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

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

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

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

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

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

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

平衡的。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

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

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

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

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

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

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

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

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

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

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

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

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

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

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

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

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

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

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