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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陷阱取证”对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冲击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采纳的证据规

则，不仅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从长远意义而言，它具

有保护社会所有成员的作用。然而，对性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

社会，不能生搬硬套这一制度。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适用

受到旨在提高破案效率的“陷阱取证”手法的冲击。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陷阱取证；人权保障

众所周知，法律存在的目的：（1）在犯罪发生前，防止犯罪；（2）

在犯罪发生后，追诉犯罪。故此更应重视如何合法、合理且有效的

追诉犯罪。只有合法地打击犯罪，才能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做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只有合理的

打击犯罪，才能保证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乃至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追求的目标。

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存在价值和我国适用的现状

（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价值

“理解诉讼意义上的证据不仅要遵循一般的认识规律，以逻辑

法则、经验法则为基础，应更为突出诉讼规律的证据特殊性，只有

这样，才不至于泛化认识定律，带来认识上的偏见”[1]，因此法

官用以公正审判的证据，应该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不

同于一般证据的属性。其中，“合法性”是最能体现法律上证据不

同于一般意义上证据的属性。一项证据进入法律程序，除了必须真

实，且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外，还须经过合法性审查，否则不予

采用。

何谓非法证据？广义的非法证据包括三种：一是搜集证据主体

不合法而产生证据；二是证据形式不合法而认定的非法证据；三是

通过非法手段或者程序得到的证据。以上三种证据在法庭上不能作

为定案证据适用。[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广泛运用的主要原因是人权已得到世界范围

的认可。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个别情况下会纵容犯罪，但这种

个别犯罪并不危及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倘若司法机关不惜违法

搜集证据以惩治犯罪，那么法律这一泓清泉将从源头化作污浊，甚

至使人民失去法治的信心。因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保护广义

上的人权，更能树立起国民对法治建设的信心。

（二）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作用及适用领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

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

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

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

据。”1998年12月16日修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

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

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以上是非法

证据排除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的规定。我国法律仅排除非法

取得的言词证据，没有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规定，赋予法官很大的

自由裁量权，也未对“非法”的程度作出具体阐述。实务中对“威

胁”、“引诱”、“欺骗”、“非法方法”等一直存在争议。[3]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通过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68条对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

如下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

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知关于非法证据

的排除范围仅限于“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所以上述《批复》对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

的录音不一定都被看作非法证据加以排除。

以上规定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认为国家应该完善有关非法证

据排除的立法，推进法治建设。笔者认为，国家立法应遵从社会整

体效益。若单就立法完善和法治健全分析，可能出现“立法超前而

使法律难以适用”，导致立法与司法的断层。所以我国立法并非不

足，立法者也未忽视立法之缺陷，而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还

未到最佳时机。

二、社会不协调导致“陷阱取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冲击

英国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哈耶克说过：“一切制度都是长出来

的，什么样的土地，就会长出怎么样的制度。”中国的法律制度是

在中国这片发展中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未经改造或者在不适当

的时候出现的制度都是难以存活的。因此，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