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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侦查人员的角度谈谈对张辉、张高平案件的看法

如果站在一个侦查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案件中的证据所存在的

问题，我觉得，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证据不具有可靠性。两名被告的口供严重矛盾，可以看出口

供系刑讯逼供所得。根据叔侄两个被告所做的口供可以看出，二人在

叙述前往作案现场的行车路线说法不一，作案现场的车辆行驶停放情

况不一。如张辉供称到达现场是先将卡车掉头，然后实施了强奸行为；

张高平却说是在作案后将车掉头再抛尸；抛尸的细节叙述也不一致。

侄子说是叔叔从车上递下来的尸体，他一人扛着扔进了水沟；叔叔却

说，是侄子抬上身，他抬脚，一起将尸体抛至水沟。在此情况下，应

该排除可疑证据，不应当采用矛盾的口供来作为证据。但是根据律师

陈述，要证明刑讯逼供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司法上关于程序的立法还

应当更加完善。同时，所采用的杭州市公安局作出《法医学DNA检验

报告》，所提取的被害人王某8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DNA谱带，可由

死者王某和一名男性的DNA谱带混合形成，但排除张辉、张高平与王

某混合形成。所以该证据也是不足以作为定罪依据的。

二、侦查人员不应当重口供而轻证据，应当独立侦查，通过搜集

证据来确定犯罪嫌疑人，不应该先主观断定，通过不合法程序获得口

供，再根据口供和已经在心中认定的犯罪事实来进行证据的搜集。

三、不应当忽视被告人提出的自证清白的证据。被告人提出了截

取某段道路的录像可以证明没有作案的时间，从而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侦查机关的人员不仅没有对此进行证据的搜集，也没有在相关文件

上提到。如果此项证据被采纳，可以完全证明被告人的清白，避免冤

案的发生。

张辉、张高平案件是一起引发深思的错案冤案，发生这个冤案的

原因，归结于侦查阶段的不合法，审判阶段的不规范。

在侦查阶段，有关机关系进行刑讯逼供，强迫被告人认罪，因此

口供是不得采纳的。同时证据混乱。违背排除非法证据原则，过度采

纳口供证据，没有证明力足够强的事实证据。说明，侦查机关急于完

成任务，找到凶手交差，而没有真正的去“查案”，他们认定了一个

人是凶手，然后据此找到证据，认定彼凶手就是此凶手，甚至为了确

定被告是犯罪人，而故意不予采纳被告提出的自证清白的重要证据。

而实际上，侦查机关行使侦查职能，应当先根据案情收集证据，再通

过证据进行调查，确定凶手，可见侦查的程序上也存在极大的问题。

在审判阶段，由于证据都是有疑点的，根据疑点有利于被告的原

则，应当不予判罪或轻判，但是显然判决中未考虑这些疑点。同时审

判不应当太注重口供，再其他证据不足，只有口供的情况下，是不能

成立罪名的。另外，做出判决的条件中，包括了三个条件：首先，定

罪量刑的试试都有证据证明，其次，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证据查

证属实，最后，综合案件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而在

张辉、张高平案件中，这三项条件严格说来都不满足，那怎么可以定

罪量刑呢？

张辉、张高平错案冤案，使得真凶逍遥法外了十年，无辜的叔侄

浪费了十年大好人生，这对被害人，以及蒙冤的人，都是极大的伤害。

这也为司法彰显公义的里程上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应当在这个案件

中反思，然后领悟，更好的寻求司法的公义。

1996年《中国刑诉法》已经明确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即国家司

法机关不能有效证明被告人有罪，即应该宣布无罪。现行刑法对司法

机关给被告人定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那些

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案件，应该果断的宣布无罪。在本起案件中，仅

有被告人的供述(后被证实是非法取得)而没有相关其他证据证实，而

且存在被告人无作案时间，DNA比对不正确，被害人王某奸杀案存在

他人作案的可能。至此，法院只要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即可判

处被告人张辉和张高平无罪。但是，在司法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实际执

行的是“疑罪从轻”。即司法机关无法肯定被告人行为构成犯罪，但

又怕放纵犯罪，同时基于公检法一条龙的流水作业机制以及考核压

力，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本案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

二审考虑到证据不足而对两者都予以从轻处罚就是明证。“疑罪从轻”

理念从最高法院的领导人嘴里出来，在实践很有市场，是中国典型的

中庸主义司法理念的体现。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应该坚决执行法律的

规定，不能实行骑墙式的判决。什么留有余地的判决其实是对法治精

神的践踏。二张的这个案件适用疑罪从轻原则固然保留了张辉的性命

为以后平反创造了条件，但既然当初就有疑虑为何不直接改判无罪，

何苦耽搁当年小伙子黄金十年!值得参照的是，广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