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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的影响综述

导言:清华大学与MIT———研究中国工程教育早期发展的个案

现代工程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是从移植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开始的。这是中国现代化性质所决定的,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受外力逼迫而展开的。正如陶行知所言,“中国自道光、咸丰以来,与外人交接,总是失败。自己之弱点,逐渐揭破;外人之优点,逐渐发见。再进而推求己之所以弱,和人之所以强。见人以外交强,故设同文馆;见人以海军强,故设水师船政学堂;见人以制造强,故设机器学堂;见人以陆军强,故设武备学堂;见人以科学强,故设实学馆……”[1]因此,百年来包括工程教育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外来影响构成了重要的特征,被称为“欧洲大学的凯旋”。历史不仅要宏大叙事,还需具体而微。基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差异,具体到每所大学而言,模仿学习的对象不尽相同;具体到工程教育而言,美、德、法、英等工业化先进国家的工程教育办学模式,都曾深刻影响早期的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其中美国的影响尤为重大,在众多受美国影响的大学中,清华大学无疑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标志性个案。早期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的发展与麻省理工学院有着深刻的关联,本文以MIT与清华工程教育发展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为切入点,研究在近代中国大学成长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发展中,美国的影响究竟体现在何处?成效得失如何?而美国模式导入中国大学之后,又是如何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知识语境中形塑出中国现代大学?这一探究的意义不仅对于清华大学的发展,而且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

一、1920年代清华办学方针的调整:由“人文”向“理工”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系由美国退还超收庚款创办,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之外的一所新制留美预备学校。学校初建时追求的目标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儿搬到清华园来”,从组织结构到课程、教学法等都是亦步亦趋地模仿美国。以至于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以后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2]。1920年代初,是清华办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清华学校的发展前途问题为校内外人士所关注,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办大学、如何办大学、办何种类型的大学等问题首先在校内引起讨论。1923年7月,时任校长的曹允祥聘请张彭春担任教务长,张彭春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对课程及教学理论颇有造诣。张彭春开始着手对清华的学制和课程进行改革。这被认为是清华体制改革的转折点,清华的新课程改革体现了实用化的趋势。[3]1925年清华学校开始筹备大学部,1926年外交部批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的《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和《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暂行章程》,自此清华学校分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大学部设普通科、专门科两级。普通科为大学前二至三年,以“使学生知中国之以往与世界之现状,籍以明了中国在此过渡时代之意义,并鼓励学生使为择业之考虑为宗旨”;专门科为大学后二年,目标是“为已选就终身职业或学科之学生作专精之预备而设”。[4]同年4月26日,经学校第一次评议会议决定设立17个学系,工程系正式成立并成为先行设立专修课程的11个系之一。

对于改制的清华教育目的和方针,1925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发表了《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一文,阐述对清华大学部前途和办学方针的思想:“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望清华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一、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二、工学;三、史学与考古学”。并且他认为,“前二项由学校经济观察,清华有完全设备制可能,故可将设备费较简之学科让诸他校,而清华任其最繁难者”。清华建设美好未来的重任就落在回国同学的肩上,“今之清华,渐已为本校毕业回国同学所支配;今后此种趋势,当益加强烈,此无庸为讳者……吾侪对于此种趋势,不惟不反对,且热烈欢迎焉。质而言之,则清华前途之使命。由现在在校及留学同学所负者十而八九也”。[5]梁启超在清华前后4年许,虽未担任行政要职,但在学生和教职员中威望甚隆[6]。虽尚未发现有关史料证明清华当局采纳他的建议,但清华后来的发展却验证了这位历史学家的预想。大学部成立两年后的1927年12月,曾任大学部筹备委员会委员的教务长梅贻琦发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他对于清华办学的指导方针是这样表述的,“清华大学之教育方针,概括言之,可谓为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对于新设立的工程系办学,他提出:“今日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才,不贵乎有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工程训练为最有用。是以本校设立工程系之始,即以此为原则。”[7]这一办学方针,显然是受美国工程教育的影响。《清华周刊》刊载《清华的工科》一文,分析工程系办学方针的来源,“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