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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法的发展史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商法的独立。在现代社会商业迅

猛发展的今天，市场经济到处涌动的情况下，商事活动已经成为一项

最具有广泛性的社会活动，它关系到交易的双方当事人、社会、国家

的物质利益、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它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

制度来保障它的有序地运行，商法在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日益重

要。在我国制订民法典的历史时刻，法学界又重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

立的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民法典应当采取哪一

种模式，法学界一直持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应当暂且搁置这些争

论，不妨从历史和现实的层面上未理解当代中国商法，以引起人们对

商法在当代新发展的关注和对商理念的重视。

一、商法的起源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商法在我国也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法学对商法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有关商法的

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仍停留在很简易的阶段，这不能满足对现实生活

实践地规范和指导作用。商法的起源问题是研究商法其他基本理论问

题的基础。

关于商法的起源，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法起源于古希

腊的法律甚至更早的楔形文字法，公元前15世纪《赫梯法典》中关

于商品价格管理的规定以及古希腊时期的罗得梅法（LexRhodin）即

古代商法的最初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商法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

后期万民法中关于、冒险借贷、海运赔偿等规定构成早期商法的基本

内容。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商法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古代法中并不存

在，也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商法或与之相类似的完整制度[1]。其中第

三种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

关于古希腊就存在商法的说法，仅为少数学者所采纳，大多数学

者认为古希腊的民主制，尤其是不允许为每一个阶层的利益建立一种

法律体系，因而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商法。而更为重要的是，城邦民主

制的古希腊并不拥有像后来的罗马帝国那样的古代文明社会所罕有

的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因素，而仅仅是在沿海地区存在一些海

上贸易，因而为调整商品经济所需的独立的商法商则没有产生的可能

性和必要性。

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不少学者认为，商法不像民法那样历

史悠久，中世纪是欧洲商法的起源之时。[2]但有的学者认为，这种

商法的起源说值得商榷，就史实而言，商法的演进历程有两条：一是

源自希腊，通过交易实践形成商法自主发展的历程；一是源自古罗马

法[3]，古罗马时代的万民法，“出于自然理性而为全人类制定的法，

则受到民族的同样尊重，……一切民族都适用它”；“几乎全部契约，

如买卖、租赁、合伙、寄存，可以实物偿还的贷款，以及其他等等，

都起源于万民法。”[4]罗马法中的万民法是商法的起源之一。

马克思认为：“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律……这种通过交

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法的形式。”

这种经典的论断深刻的揭示了商法产生的必然性、产生的客观规律性，

使商法的起源这个曾被大陆法系所坚持的简单商品生产完善法观念

的某些学者弄得极为混乱而复杂的问题，明确而又科学得得到了回答，

即商法产生于市场交易实践，并随着市场交易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而不断发展和创新。

二、商法的发展

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商法源于中世纪商人法。在地中海沿岸的一

些城市中形成商人这个阶层．他们为从封建领主那里争得了自治权力，

建立了自治机构，处理商人之间的争端，逐步积累起商人之间通行的

规则，汇编成册，后来被称为商人习惯法。经国王的认可，在国王颁

布的法令中这些商人习惯法有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成为真正的法律。

1804年，法国颁布了商法典，随后世界各国纷纷效仿，陆续颁布了商

法典。

（一）我国商法的发展历程

中国自古以来缺乏商人自治和商法传统，这是导致商法在中国不

发达的原因。儒家提倡以仁义治国，对商人自然嗤之以鼻。汉武帝“独

尊儒术”．以儒术教化四方时．便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抑商”制度。自

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更深层次上来说，

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是因为商人的逐利、

思变思想会破坏专制的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基——脆弱的自然经

济，否则小农就会“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于。”历代统治

者需要将安土重迁和知足常乐思想浸入到老百姓心里。但“商人未到

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6]鸦片战争以后，

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经世实学的务实精神的驱动下，开始睁开双眼

看世界，到了19世纪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