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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普惠金融实践问题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Lenka等（2018）表明，普惠金融是以可承受的成本向贫困和低收入家庭提

供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例如存款和信贷服务、支票服务、移动/互联网

银行和保险设施，并且认为，普惠金融使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和缺少银行服务的人

有机会获得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和其他服务。Mohan（2018）表明，普惠金融是

指使得社会不同层级，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享受优质、合理、安全的金融产品与服

务的过程。Germana与Luisa（2017）表明，普惠金融旨在促进银行服务最广泛

的社会群体，在这部分群体可承受的条件范围内。对比金融排斥则意味着，对于

特殊群体无法或者有困难获取，或者使用主流的金融服务来满足需求，并帮助他

们在社会中正常生活。Meghana等（2015）认为普惠金融有多种定义，但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就是为缺少银行服务的人提供可使用、便宜且安全的金融服务。而且

认为阻碍普惠金融的因素包含多方面：地理位置较远、交易成本较高、企业缺乏

对金融的理解、贷款高利率、有抵押要求和繁琐的文书工作等。Luiz、Mateus

等（2016）有研究得出，商业银行可以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主要使用的

是完善风险控制以规避风险、借助掉期工具迁移风险等手段，风险控制与风险管

理的手段需要不断升级。

就海外分析而言，有关普惠金融作用因素的分析方面，大多聚焦于某一项具

体调研而获取，同时这项调研大多集中于欠发达国家，分析的侧重则是分析各种

作用因素在普惠金融中发挥的效应及其具体的传输机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某一作用因素在普惠金融中发挥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同时这些作用是如

何产生并不断推进的。通常情况下，政策的设计与推行、金融知识的推广程度、

手机银行与信息科技的运用、人们的基本信息等存在着较为关键的作用。Michael

等（2019）借助于抽样调研的方式就某些国家展开分析得出，普惠金融的推进和

金融组织的政策支持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从业技能存在着正向的关联，同时表明

居民金融知识与学习经历是普惠金融的关键影响因素。Kumar（2018）通过数量

分析，表明小微企业贷款份额的增加有助于金融稳定。Peter等(2018)结合印度经

济情况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构建综合多维指标，通过自回归分析法证明了在发展中

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促进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Aggarwal等(2019)对2008

年至2015年22个新兴经济体及前沿经济体的普惠金融与其宏观经济稳定性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普惠金融有利于稳定通货膨胀和保持产出增长。

（二）国内研究现状

星焱(2016认为普惠金融具有“可得性、价格合理性、便利性、安全性、全

面性”的特性，并且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不能够泛泛地意指“社会不同阶层”，

而是主要界定为社会弱势群体。白当伟（2018）认为以往的国内文献对于普惠金

融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而目前很多消费者把一些金融创新视为了普惠金

融，容易形成误区，文章提出了对于概念的三三界定原则，即普惠金融的可获得

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及服务小微企业、三农及其他弱势金融需求者，因此当

金融服务符合“三可”且服务对象为其中一类的群体时，可以视为普惠金融。

孙硕（2020）表明，尽管目的旨在处理与应对金融排斥，然而普惠金融与财

政转移支付、贫困救济等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也与小额贷款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

异，它的实质在于其具有效益、公平的特点，需重视现阶段金融体制、提高风险

应急能力、推动金融市场的合理化竞争。王颖和曾康霖（2016）从经济理论和史

学角度得出，普惠金融的伦理基础是普惠；同时普惠分为“狭义普惠”和“广义

普惠”，也就是普惠金融不可以单单借助转移支付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一定的金融

服务，需要促使低收入人群主动地投入到经济循环的不同环节，在推动经济发展

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两者在中国史学上的理论代表分别为“重农抑商”

和“重农不抑商”，而后者取得了实践上的成功；普惠金融也可以体现为一个弱

势群体内的交叉互助，形成混合型的“俱乐部”性质。白钦先和张坤（2017）表

明，普惠金融是指导、规范和促进金融发展的，重在推进金融的哲学人文关怀思

想，凸显金融需要面向最广泛的自然人与法人，同时为他们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金

融发展理念。这一认知已经把普惠金融上升到哲学人文关怀的层面，对现阶段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