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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汉学家对儒学的研究

尽管十月革命前俄国对中国儒学的研究因政治原因存在着离开史

实、任意曲解的现象,但研究的面涉及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

等广泛领域,不少译著也有一定的价值,使儒学在俄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俄国学者对孔子及其儒学评价很高。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在《中国

的生活原则》一书中说:“孔子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具有为博得周围人的

完全尊敬所必须的一切品质”;“孔子当官具有做官人所必备的一切优

秀品质: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积极不倦、待民宽厚以及刚毅果断的精

神。”(第287页)克雷姆期基在《孔子学说实质概述》一书中也说

到:“孔子把知识和美德结合起来。他温和、宽宏大度、克己、忍耐,他

谦恭贤明,大公无私,蔑视财富,对人殷勤尊敬,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待人亲

切,他庄重而毫不阴沉忧郁或盛气凌人,他对人体贴入微而有礼貌,所有这

些,都是他不可改变的品质。”(第2—6页)库罗斯托维支在《中国人及

其文明》一书中高度称赞孔子“恭谨、严肃,而且非常沉着,即使处在生

命危急时刻也都镇静自如”,“不大贪求世上富贵,而且安于贫困”(第

469—474页)的性格特点。

俄国学者对孔子儒学中的伦理道德的研究颇有见地。他们首先看

到了孔子以德治国的主张和对道德社会作用的强调。正如格奥尔吉耶

夫斯基所说的:“孔子十分清楚地懂得使他的祖国濒于危亡的根本原因,

重要的不在于民贫和士大夫对于荒芜土地的争夺,重要的是全国人都失

去了生活原则,废弃了旧的,但为以后生存所完全需要的新的原则没有建

立。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道德上感到空虚和幻灭,因此,家庭败坏,社会瓦

解,国家危亡。孔子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阐明和确定人的道德基

础。”(《中国的生活原则》,第287页)1905年圣彼得堡出版的俄国

《大百科全书》第11卷也指出:“如果每一个人或甚至只是现世的一些

大人物都能履行道德所要求的规范,那么人类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并可

臻于至善之境。”(第667页)

其次,他们研究了孔子所提倡的一系列道德规范,认为“忠”、“孝”

和“中庸”三个德目是最重要的。例如库罗斯托维支在他著的《中国

人及其文明》一书中说:孔子的一大功绩“就在于他阐明了普遍道德的

理论,而这无疑有助于中国社会上健康的道德原则的产生和确立”(第

491页)。克雷姆斯基认为孔子特强调忠、孝和中庸。他在《孔子学说

实质概述》中说:“孔子要求在下位者都要像儿子般的服从君主,对国君

要忠、要爱,要敬,要绝对服从,……甘心为国君牺牲一切,遇必要时甚至牺

牲生命。”又说:“孔子认为父母的权力是最高权力的支柱。”“凡能

听从父母之言并要求子女也这样做的人,决不会犯上。凡自幼就受礼和

义的熏陶,懂得孝敬父母和尊重长上的人,决不会作乱。”还说:“最可靠

的幸福存在于中庸之中,因此必须热爱中庸。”(第13页)这些见解,颇有

精到之处。

再次,他们研究了孔子的经济思想,认为孔子重农、重经思想与政治

伦理是相结合的。例如,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在《研究中国的重要性》中

指出,孔子主张“开发国家自然财富,不应用剥削别人的方法,而要靠自己

的劳动,并且在需要的地方,还要用合作的方法”,“采取联合的活

动”(第178页)。这种靠劳动与合作的正当手段使社会财富增值的义利

结合的思想,是积极进取的思想,是“向往文明的精神生活”(同上书176

页),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可贵思想。他还说:“人民只是在

有了充分的物质财富以后,才懂得仁爱和团结,并完全具有人道的精神。”

又说:“孔学在引导中国人向着道德进步和政治进步的道路前进时,也引

导他们向着达到我们以上所说的那种理想的经济进步道路前进。”(同

上书,第179页)

俄国学者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更为重视。他们称孔子为“人所共知

的全民教育家”、“使教育成为人民财富的第一人”。他们对孔子儒

学教育的内容、原则、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孔子

教育思想的丰富和价值。例如,克雷姆斯基在《孔子学说实质概述》中

对“学生应服从、勤学、深思和聆听教师的教导;要学而时习之,特别是

在思辨时的要去实践,在实践时也要去思辨;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和

任何方便场合进行学习;要敢于提出怀疑,能温故而知新;要学习一切,好

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要是不懂就说不懂;要能接受甚至是极严厉的训诫,

乐意听取别人的建议;学到的一切要实际应用;要相信老师所教的道理是

高深的;在修养德行方面不要落后于老师,也不要认为自己比老师什么都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