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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智慧成果具体阐述

现代文明可以说是科技主导的文明。科技的力量，决定着文明的

力量。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无数的科学史善作，描绘着科学从古希

腊到文艺复兴、到科学革命、到近代科学的历史轨迹。于是产生一种

误解：近代科学好像是西方文化的必然，是其他非西方文明不可能产

生的东西。更有观点认为，中国文明中没有科学的“基因”；中国的

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是科

学技术的“弱智儿”。然而，这是带有偏见的，历史并不那么简单。

对世界古代科技与文明的深入研究发现，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

是世界多文明融合的结果。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印度、阿拉伯

世界、中国，这些古老的文明都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做出了重要

贡献。中国的贡献，除了大家公认的“四大发明”之外，还有很多重

要的科技发明与发现，如盈不足术、垛积术、叠铸法等。英国学者李

约瑟在其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出了数十项发明和创造，

虽然多少带有以现代科学的“后见之明”评判古代科技价值的“辉格

史”倾向，但是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科技创造的智慧。

近代科学以机械主义为重要特征，到了上世纪初就显示出其局限

性。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怀德海就明确指出，西方

近代科学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发展，确立了以自然为大机械的唯物论

和决定论，现代文明深受这种“自然机械论”的影响；文明如果不能

超越这种思维，便会“在极其有限的进步之后陷入瘫痪”。正是基于

这种认识，西方学术界开始反思现代科学，并从东方古代思想文化中

寻找灵感。

阴阳五行学说，正是中国古代文明走出原始巫术和宗教神话，进

入理性思维阶段的标志

《易经》和阴阳五行，常常被解读为“封建迷信”，被完全否定，

这是浮皮潦草的歪解误读。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学说，正是中国古代文

明走出原始巫术和宗教神话，进入理性思维阶段的标志。这一发展与

古希腊的“自然的发现”差不多同时期，本质上也类似。从此开始，

中国古代用“气”、“阴阳”、“五行”等这种“自然主义的”概念

和理论，而不是用巫术或神灵来解释自然界乃至社会的现象和变化。

比如，月食不再是“天狗吞月”，而是用阴阳之气造成的“暗虚”；

地震不再是“神龟摆尾”，而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

阴阳变化造成事物的变化，这是《易经》的实质，也就是一种“变化

的哲学”。“易”即“变化”，《易经》运用阴阳的变化哲学构造了

一系列的符号和概念，成为中国古代认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

“思想概念总库”（李约瑟语）。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宇宙

观，有“月上界”和“月下界”之分，认为天上的事物是“不变、不

朽、永恒”的。中国与古希腊不同，“变化的哲学”，不仅可以运用

于地上，而且可以运用到天上。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很早就观察和探究

发生在天界的天文现象，如太阳黑子、星、流星、客星等等。当17

世纪初伽利略望远镜的发明在西方引起激烈争论之时，在中国却是波

澜不惊，因为天上的这些变化是在中国古代“变化的哲学”预料之中

的。

古代“格物致知”的方法，与现代科学的方法是并行不悖的

“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关于“格物”究竟什么意思？朱

嘉讲就是“穷究事物道理”的意思。

怎么个研究法？说到底就是对事物进行观察分类。《说文解字》

说，“格，从木各声”，是树高长枝为格的意思，引申为“木格”。

“格”说白了就是木做的格子，好比中药铺里的药格子，用来对草药

进行分类。分类作为研究事物的方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要研

究事物，首先要会对其进行分类。中国古代特别注重观察事物并对其

进行分类，虽然是初步的研究，也是富有成效的。中国古代对天文、

气象、地震、植物等有非常丰富的观察和记录，至今具有科学价值。

例如，古代的天象记录被用来研究超新星、宇宙演化和太阳活动，本

草资料被用来进行现代医药学研究。古代“格物致知”的方法，与现

代科学的方法是并行不悖的。

取象类比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科学得以发明、得以创造的思

想源泉

科学创造离不开丰富的想象。中国古代通过“取象类比”这种“关

联性思维”以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达到对事物的认识。这里“象”

的形成是关键。《诗经》的“兴”是建立意象的典范，如从“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就能联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速”。“象”的形成

是一个通过想象而

“兴象”的过程。中国古代用这种取象类比的关联思维，构建了

关于天、地、生、人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