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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的改革分析及其启示

一、对社会主义自治的艰难探索与国内日渐凸显的民族问题

1945年，反法阵营中的那斯拉夫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同时全部领土得到了解放，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是铁托。与中国一样，二战刚刚结束，南斯拉夫便获得了苏联的大规模的援助，并效仿苏联，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统治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这一阶段，南斯拉夫取得了战前没有过的成就，并积攒下了一定的基础与成果。但与此同时，完全照搬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也产生了日益凸显的问题与矛盾和弊端。由于高度集权的政府经济统治模式，所有企业缺乏了自主权，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生产变得按部就班，工厂里面的工人缺乏了生产的积极性，导致经济发展停滞。

而在外交上，由于南斯拉夫不倾向于完全的依靠苏联，以至于在战后的与他国关系与双边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频繁的出现分歧与摩擦，并在后期将问题不断的扩大与清晰，双方在国际舞台上不断的出现冲突。1949年后，在苏联的带头下，其他东欧国家同苏联一起撕毁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合同，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同时撤回了所有的重型工业与科技的专家援助，并切断了南斯拉夫迫切需要的各种资源与原材料。同时在苏联的带领下，周边各个国家对南斯拉夫实行了经济封锁，对南斯拉夫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在内忧外患的基础上，铁托等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最终下定了改革的决心，抛弃了苏联模式，走自己的道路。铁托认为，南斯拉夫的未来在人民的手中，在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的生产中。有创造性的劳动人民才会帮助南斯拉夫度过目前困难的局面。南斯拉夫便成为了最早突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进行改革的先驱。铁托等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自治理论。长期来看南联盟的社会主义自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还是产生了机械的推行，教条化的指挥等不切合实际的问题。

前南斯拉夫把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模式，不适当地延伸到党的组织方式上，对党进行了联邦式的改造。共和国级党代会先于联邦级党代会召开，使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不再取决于南共联盟中央，而取决于地方。南共联盟领导机关中实行对等原则，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23名委员，都是来自各共和国自治省的代表，主席、副主席也是一年轮换一次，各自代表本地区的利益。党的联邦化造成中央权力分散，中央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从而加速了党的民族主义化和国家解体。

在自治原则指导下，南斯拉夫形成了过于分散化的经济体制。50年代初期以后，南斯拉夫不断进行改革，把几乎全部经济管理权都下放到各共和国，使其成了经济发展的独立单位，形成了经济民族主义。全国的统一市场变成了8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市场，甚至像铁路电信邮政等必须统一的行业也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实际上破坏了国家统一的物质基础，联邦中央渐渐失去了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掌握着经济权力的各共和国极力维护本民族的经济利益，与联邦中央争投資保税收，经济利益的磨擦成了各民族间争吵的主要内容和困扰民族关系的主要难题。

二、社会主义自治对中国的参考之处与中国对民族问题解决方法

中国可以有效的避免导致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教训。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有着比较成熟的理论基础。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被动型受迫性强，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导致思想上的种种混乱，是其最终失败的基本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具有比较优越的国际国内环境。前南斯拉夫的国际环境相对恶劣。两个阵营长期对立，苏联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特别是陷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包围中，势必导致寡不敌众。中国已经处于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周边形势还是和大国的外交状况整体良好稳定，并一定程度上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可。前南斯拉夫民族状况复杂，地区主义相对存在，民族独立意识比较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我国民族团结，各党派人民团体同舟共济，各阶层人民根本目的具有空前一致性。

代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在新一轮经济危机中它们不同程度上暴露出很多的弊病，而社会主义在全球化经济危机中显示出较大的自我调节能力。

在单一制的社会主义中国，省级民族自治区人大和政府享有广泛自治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全国党的基层组织，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党组织，都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它不享有自治权，也不能实行自治而脱离党中央。可以说，在民族问题和党的建设的关系上，我国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完美结合，这是分与合的统一。

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契机，引导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把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帮助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增强自身发展能力，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