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78242_零工经济中平台型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来.pdfVIP

第４３卷第６期经济与管理研究Ｖｏｌ．４３Ｎｏ．６

２０２２年６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ｕｎ．２０２２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０２／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７６３６．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６

零工经济中平台型灵活就业人员的

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

———来自外卖骑手的证据

张杉杉杨滨伊

内容提要：本文以外卖骑手为例，针对零工经济中平台型灵活就业人员中的过劳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

区分外卖骑手对工作灵活性偏好的不同类型，构建一个跨层次模型，进一步研究个体层面、平台层面、区域层面对

外卖骑手工作时间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外卖骑手对工作灵活性的不同偏好影响工作时间，平台架构在其中分

别发挥中介效应与遮掩效应，城镇化水平调节了平台架构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因此，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及工作

状态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的自主选择，外卖行业特征及高度弹性化的工作安排给予其改善生计的机会；同时，平台

架构对外卖骑手工作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因此需要引导平台不断改善管理方式以保障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

关键词：网约送餐工作外卖骑手劳动供给平台架构灵活性偏好

中图分类号：Ｆ２４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３６（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８０－１０

一、问题提出

随着平台工作的兴起，参与非正规工作的劳动者已成为目前增长最快的劳动群体。２０２０年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中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其中，以平台型就业为典型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已

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不少学者关注平台型就业规模急速扩张的现象，将这些灵活就业人员区分为

两类：一类是自愿从事，他们渴望灵活性和自主权；另一类是由于非自愿的经济情况或无法找到长期工作而

被迫从事［１］。不同于主要受人力资本、户籍制度、年龄性别等客观因素影响其市场行为的传统灵活就业中

的劳动者，在零工经济中，平台型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市场行为，诸如工作体验、价值实现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力逐步增大［２］。在中国，平台劳动者多是来自第二产业的蓝领工人，他们规模性进入平台的现象体现了个

体自主选择的倾向性。平台就业规模之所以在近几年得以迅猛扩张，不仅因为其依托于高效率的互联网技

术，也是因为这种就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劳动者的工作偏好。朔尔等（Ｓｃｈ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指出，平台

工作的创新意义在于劳动者能够自由选择工作时间，虽然平台工作是非正规工作中的一种类型，但是与许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０７；修回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０１

作者简介：张杉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１０００７０；

杨滨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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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６，２０２２）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多低薪且高监管的临时工作相比，劳动者选择平台工作是因为他们对于灵活性与自主权的偏好［３］。相比于

传统工厂工作的纪律严格、连续高强度的生产方式，平台不强制要求到岗和在岗时间，类自雇的工作方式更

为灵活自由［４］。

然而，在平台的管理策略下，即便是那些出于灵活性偏好进入平台的外卖骑手也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灵

活［５］。平台不仅通过工作游戏化设计提高了外卖骑手的工作卷入度［６］，而且运用算法技术对骑手的劳动过

程进行监管、对送餐时间进行压缩，使得骑手在不自主的情况下增加了工作时间投入。帕特南等（Ｐｕｔｎａｍ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将之概括为“自主－控制”悖论，即拥有工作自主权的劳动者反而会表现出更长的工作时间［７］。平

台内部的确存在着大量过度劳动的情况［８］。一个解释是，这些劳动者并非自愿参与此类灵活工作安排，而

是出于人力资本不足的原因被迫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较低的小时工资率使其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以维持

生计。然而，这不符合补偿工资理论所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