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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理论

二战后，为缓解战后混乱秩序、平衡阶级利益关系、维持国内社会稳定、改善劳动者生活环境并且以本国社会福利的优越与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较量，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相继以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的方式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险、公费医疗、家庭福利、社会救助等福利，由此建成了所谓的“福利国家”。并由此诞生了“福利国家”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经历了由兴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古典福利国家”理论到发展于70年代中期之后为摆脱“福利困境”而提出的“后福利国家”理论的漫长演变过程。

福利国家及福利国家理论并非凭空产生，其思想萌芽可溯源至1601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也称旧《济贫法》），提倡给予贫民社会救助。在此之后，1834年英国又颁布了《济贫法修正案》（也称新《济贫法》），强调接受救济的贫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超过自食其力者的最低水平，这象征着英国福利国家进入了法制化阶段。在德国，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实践，为缓和阶级矛盾，1881年，威廉一世颁布了《社会保障法》，通过立法建立一系列社会保险制度提高工人福利。1906年，英国的自由党上台执政，大规模地通过立法

来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包括《国民保险制度法》、《公共卫生法》、《教育法》、《劳动交易法》、《儿童法》、《住房法》等一系列保障社会福利的法律，使社会福利成为了工人理应享有的权利。到了20实际40年代至70年代初，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其中，《贝弗里奇报告》系统性地论述了英国福利国家建设的体制机制和未来图景，为日后正式建成福利国家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古典福利国家理论包含福利国家功能理论和福利国家模式理论

福利国家功能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福利国家所行的社会经济功能，在当时西方大多数学者看来，福利国家以共同体的身份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来救济和保护贫民以帮助个人和家庭防范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功能理论支持把政府对工业社会产生的巨大财富进行合理合法的再分配，用宏观调控的方式保障国民整体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体来看，首先，福利国家功能理论倡导混合经济论，即倡导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结合。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西方的经济学界认识到了传统的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无法应对市场自由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危机，此时，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nyes）为应对此种危机的一揽子方案：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过实行混合经济，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萧大条和大规模失业。后来的福利国家理论也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认为要想建设福利国家、保障社会福利的科学配置和稳定供给必须要由政府进行干预，由国家担当起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的任务，混合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贫富差距，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其次，福利国家功能理论指向收入均等化，由国家进行对收入分配的调节，缓解市场机制造成的贫困问题，促进全体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一方面，福利国家功能理论强调实行个人所得税累进制，对高收入者实行更高税率，对低收入者实行较低税率，科学地增加了国家所掌控的财富，为再分配奠定充足经济基础，并且缩小了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政府统一实行再分配，将从高收入者处征得的税收通过保险、医疗、救助等方式用于贫困人群的生活保障，力图代表国民整体利益。最后，公民权利论也是福利国家功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公民权利论源于英国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在1949年发表的《公民权与社会阶级》这一著作，公民权利论认为国家有义务保障本国公民的福利，接受救助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要求施舍和怜悯，因为那时的福利国家理论研究者认识到，造成公民贫困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其自身，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以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必然造成一部分人成为需求体系下每次危机中被砍断的过剩产业背后的过剩人口，因此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理应承担起保障国民权利的义务，由此，公民权利论也成为了福利国家功能理论的重要理论构成。

但是，尽管考虑到了贫民利益、提高了工人福利并且维持了社会稳定，从阶级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与在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仍然存在，无产阶级依然处在被剥削的现状中，福利国家功能理论仍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法真正代表广大工人的利益，是具有一定阶级局限性的，福利国家的正式产生及其理论生成实则是工人运动的结果，是工人为自己争取来的权益。

福利国家模式理论主要阐述的是福利国家“高税收、高支出、高福利”的福利模式，丹麦学者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在其著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从宏观经济的层面以“非商品化”作为指标，根据福利国家非商品化程度的大小将福利国家的模式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自由主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