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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相关理论

在西方对于社会保障漫长的研究历程中，不同立场、观点和所处不同时代背景的学者对于社会保障进行了各角度的阐述，由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保障理论。自亚当·斯密撰写《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最早的理论形态便已初具雏形。亚当·斯密在该书中将平等、公平作为理想，论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首先注重每个个体的发展。德国新历史学派在当时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劳资问题的背景下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有关社会保障的经济思想。李斯特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学者，他提出“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不同，……财富的创造力比财富本身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李斯特在对于私人经济的种种弊端进行充足考虑后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因为他认为无论是私营企业的发展还是个人想要形成其生产力，都必须要靠国家的依托。此外，德国新历史学派的施穆勒和桑巴特的思想中也蕴含着社会保障的思想，施穆勒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演绎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从自私、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推导出国民经济的起源。”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赢利心（Erwerbstrieb）的作用，赢利心是在一定的经济文明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个人利己主义有了较高程度发展之后的结果，同时，他还补充到并非所有的经济行为和国民经济现象都是赢利心造成的，当赢利心不被加以限制，达到了极端的状态时，就换变成毒害社会关系、毁掉社会和平的负面心理。所以，施穆勒认为在更高阶段的经济生活中，人们能够“将赢利心同情感中的某些高尚品质及某些美德独特地连接在一起。”可见，施穆勒的社会保障思想来源于其所说的来自人们内心的某些高尚品质及某些美德，把伦理道德因素归入了原本只有人的欲望因素的经济生活中。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撰写了《福利经济学》，这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庇古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指出了同样的一英镑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是不同的，所以，通过社会保障政策的再分配可以使社会总效用增加，因此他主张通过征税与补贴之间的配合来提高总体社会福利。20世纪30年代，由经济学家凯恩斯创立了以需求管理为基础的社会保障理论。凯恩斯认为，自由市场必须由国家进行干预，由国家用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有目的和有意识的财政支出与收入来影响消费需求，即国家必须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及其它办法，指导消费倾向，其政策重心为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有意识的财政支出与收入来影响消费倾向。通过个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失业者、贫困者以救济，从而刺激消费需求。凯恩斯主义学者为凯恩斯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体系进行了丰富的扩充。第一，通过对高收入者增加税收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低收入者以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第二，经济繁荣时企业和个人的缴税会增加，从而使政府收入增加，社会保障税收也随之增加，由此抑制消费投资需求反之。二战后，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也催生出了关于社会保障理论的新论述，包括了新剑桥学派社会保障理论、货币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供给学派社会保障理论等。其中，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症结就是分配失调，所以国家必须从改善收入分配入手，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主张用累进税的再分配环节、增加贫困者的收入来弥补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弊端。货币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代表人物弗德里曼认为对于救济贫困和社会保障主要是出于维持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公众反对的必要举措，所以为了一方面维持社会稳定、一方面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供给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是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保险会削减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抑制经济发展，因此主张“紧急援助”等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商业人寿保险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从而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减少政府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