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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影片之我见

-------纪录片的创作与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纪录影片作为影像艺术的意识形态已悄然走进人们的精神领域。纪录片作为一种非虚构的影片，它直接取材于现实，同故事片一样也包含一定的“故事”因素，同样是通过各种手段和办法来塑造人物、制造悬念和矛盾冲突。运用戏剧效果来实现其自身价值。匈牙利电影美学家贝拉说过：“在纪录片里艺术不在于虚构，而在于发现。艺术家必须在经验世界的广阔天地中发掘出最有特征意义的、最有趣的、最可塑造的和最有表现力的东西，并且把自己的倾向性和思想意图异常鲜明地表现出来。”对于纪录片而言，创作的最重要前提是发现，创作者只有从生活的自然流程中去发现和捕捉，直接从现实中取材，从现实中去发现美，才能创作出高质量的纪录片作品。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美是生活，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是让我们想起生活的话，那就是美的。”

纪录片最主要的是记录社会，记录社会的现状、记录社会的发展、记录社会的变迁。因此，我们的纪录片工作者应该把镜头对准社会的不同阶层、社会的不同角落，有责任去关注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纪录片工作者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有时还应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这是纪录片人的责任。纪录片工作者在很多时候是某个历史事件的唯一见证人，对于这段历史的描述是否真实、客观，主要并不是取决于他的能力，而是他的良心。纪录片人应该是无私的、坦荡的、具有正义感的。

纪录片着力于记录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类的命运，创作的出发点、创作的过程、以及最终作品的影响，都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真诚是纪录片创作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素质。只有真诚才能感受生活的真实状态；只有真诚才能获得被拍摄人的真情流露；只有真诚才能告诉人们现象背后的本质。而人性化的观念，是发现纪录片题材和发掘纪录片题材的一把重要的钥匙，也是纪录片创作的一个很好的视角，使得观察、理解和反映生活都有了得体的方法，不至于偏离或偏激。

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说：纪录片把现在的事记录下来,就成为将来的历史，这句话很值得回味。纪录片拍摄虽然是一种创作，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创作。尽管是拍摄当前的事，却是在书写历史；虽然是一种创作，强调的却是一种记录；虽然是创作，并不是个人的事，而更像一个旁观者、代言人。从这些特性上来说，纪录片的创作需要一种历史的观念：要以历史的责任感去选择题材、发现题材；要以书写历史的态度去反映生活、记录时代；要以历史的观念去思考和判断。有的纪录片是对于过去事件和人物的回忆，也需要修治历史的态度对其进行描述，对资料的选择、扮演再现方法的运用，以及某些以难处的实证上，均需要一种历史的观念和科学的态度。与其说纪录片是一种艺术，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历史。因此，纪录片创作需要科学的精神

录片有了那些东西就不客观不真实了,因此,对于一些带有“表现”色彩的手法,避之惟恐不及,所遵从的只是所谓的客观反映和还原现实。其实,这是一种消极的做法。这里混淆了纪录片创作的两个层面,影像素材的采集与纪录片的制作。这两者应该是有其不同的特性和功能的。一个有良知的纪录片人,在采集素材的时候,都会很尊重生活的原貌,进行谨慎的记录,因为这是在记录历史。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诉求。第二个层面,纪录片作为一个作品,其制作自然不可能停留在只是呈现或罗列生活场景或事件过程的阶段,而是要用这些素材来表达一个观念,或实现一个主题。在这个过程中,运用影视语言的特性,把所选择的素材整合在一个叙述逻辑关系当中,并尽可能的形成一股合力,实现观念或主题的有效表达。纪录片人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观念,从深层次上来讲,是一种责任感。

纪录片的影响力,总是被我们的许多纪录片人所忽略或者不齿,这对于纪录片的市场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对于纪录片自身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制作纪录片如果不考虑它的影响力,会引发很多的弊端:很多人因此缠绵于个人的情怀,而置社会的责任于不顾;许多人以此作为不负责任的借口,随意制作纪录片,使得纪录片流于庸俗;许多人因此沉迷于个人化实验,从来不去考虑观众的感受,无法进行有效传播,使得纪录片的价值得不到体现。因此,我们在提高纪录片的收视率和培育纪录片市场的时候,应该抓住一个关键的点,那就是影响力。让纪录片从沉迷于艺术感觉和个人的小圈子中走出来,作为大众媒介传播的产品,尽可能地提升它的影响力。这是纪录片自救或者发展所必须走的路。我们对纪录片的注意应该尽早由形式回归到内容,需要从“形式-叙事技巧-吸引力-市场”这一条链转移到一直以来被忽视的另外一条链:“内容-大众传播-影响力-市场”。纪录片的影响力是分层次、分领域的,一部纪录片往往会在某个社会群体中得以传播和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