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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命后卫师——川南游击纵队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一支失联的红军队伍，为了坚守军令，独自战斗十余年，这支长征中遗留的部队，在川滇黔交界的深山里，等一纸撤退命令，等了12年。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他们悲壮无比却又鲜有人知。

1935年2月10日，云南扎西镇红军总部驻地，中央队伍中抽调干部、战士，组成了一支新队伍。这支新队伍，将不再跟随红军主力长征，而是就地游击，牵制追击的敌人，并伺机在川滇黔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中革军委抽调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共400人、600条枪，由徐策（红三军团六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红八军团民运部长）等5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王逸涛任司令员，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这就是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初代结构，他们的任务有三个：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

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四合山与红军主力告别，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向遵义急进，川南游击纵队孤军奋战，牵制强敌的悲壮史诗，也正式拉开序幕。纵队人员与当地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人数扩充至600人，随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木厂梁子、朱家山寨等地主动出击让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仍要寻机北渡长江，一部分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敌人被调往川南游击纵队驻地。

眼见敌人中计，川南游击纵队加大声势，继续攻占川南的一些重镇，他们闹出的动静越大，对红军主力则越有利，但同时自身的处境也越危险，游击纵队转战川滇黔，处于弱势一方却频频主动出击，但在接触战中“蜻蜓点水”，在巧战中避战，在避战中巧战。他们就是一支疑兵，打乱敌人的部署，扰乱敌人的心神。

蒋介石惊恐不安，以为川南游击纵队是红军主力之一，集结了十多万兵力，召集川滇黔三省“会剿”，汹涌的风暴考验真正的战士，这支孤军经历了司令员王逸涛的叛变，敌人的重重围剿、指挥员、指战员相继牺牲，但绝大部分队员仍然斗志坚定，不移分毫。从2月到8月，川南游击纵队完成了一系列牵制敌军的任务，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人数由巅峰时1000余人减少到200多人，纵队进入长宁县召开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分散突围的战士又遭遇重重围剿，当队伍到达连天山时，只剩17人，新司令员刘干臣又惨遭敌人杀害。

蒋介石以为一切已经尘埃落定，却不知川南游击纵队的生命力如此顽强，龙厚生同志接任司令员，趁敌人放松间隙，他闷声开展扩军，又将队伍拉到400人，3月重建的川南游击纵队在金银山打响阻击战，为此时正经过毕节的红二、六军团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至6月，川南游击纵队人数又达八九百人。

蒋介石震怒，发动川滇黔敌军加紧第二次三省“会剿”，由于长期与敌激战，敌众我寡，并缺乏后援和补给，川南游击纵队再次遭遇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1936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完成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1月，圆满完成任务的川南游击纵队再次被打散，徐策、余泽鸿、戴元怀、张凤光、陈宏、刘干臣、龙厚生、李青云、曾春鉴、阮俊臣等游击纵队最后的领导人尽数牺牲，剩余队员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战略方针，获得了川南人民及云贵川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第三次扩展重建最多时达3000余人。

这支孤军在与党中央及兄弟红军部队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独立奋战了12年之久，直至1947年因斗争失利，干部战士几乎全部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