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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秦汉帝国的消亡,下启隋唐盛世的兴起,

长达360余年的时间实在是一段民族大分化、大动荡、大融合的历史,对统一王朝的再次形

成并走向兴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东汉末年由于宦官、外戚专权,地主、豪强兼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统一

的王朝统治实在无法维持下去，终于在农民大起义的号角声中土崩瓦解。继之而起的三国鼎

立，虽然对立的三方都想以自己的实力和方式问鼎中原，重新统一天下。整日攻城略地，争

战不已，但终究无法改变其分裂形势。三国之后，西晋的暂短统一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未几又陷入更大的分裂割据之中。以东晋为首的汉族统治集团偏安江南一隅,北方则进入五

胡十六国时期,拉开了民族大分化、大融合的帷幕。

三国时期的分裂战争及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使中原地区长期受到战争的摧残,人

口锐减,百姓流离,土地荒芜,广阔空旷的空间为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徙提供了条件。于是两

汉以来居住于塞垣内外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内徙,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用战争的手段不断

扩大领土面积和活动范围,其中以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为主,他们前后相继,在中

原大地演出了一幕幕激烈悲壮、生动传神的大剧。

一、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内徙

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徙,并非始自魏晋,而是从汉代开始。例如匈奴在东汉时期就至少有

约50余万人陆续内附[1]。其后,曹操又将这些内徙之匈奴人分为五部,使各居其地。

晋太康中,匈奴五部的地域分布是“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

中部居大陵”,“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2],即今山西省汾河流域,在内徙各少数民族中

占有一定优势。

羯人石勒在长安称帝,其拥护者应是以其本民族百姓为主的。石勒的继承者石季龙在和

前燕作战时,曾以“五丁取三,四丁取二”的比例简选兵士,最后连同在邺城的军队,共组

织起50万人的队伍。同时石季龙还一次迁徙辽西、北平、渔阳等地的百姓万户于兖、豫、

雍、洛之地。除组织了50万人的军队外，石季龙还组织了50万人的造甲工匠,17万人的

船夫[3],总数多达120余万人。其中羯人当占一定的比例。前燕与后赵作战,曾一次“摧

歼羯寇八万余人”[4]。石氏败后,冉闵杀羯人,“死者二十余万”[5]。这些仅是指后

赵国都邺城附近被杀的羯人。以上数字虽难以具体统计,但从中亦可见后赵统治下羯人的大

致数量。

在当时内徙的少数民族中,鲜卑应是人数较多的一支。即以建立燕国的鲜卑慕容部来说,

秦汉之际即有“控弦之士二十余万”[6]。东汉末年,鲜卑势力大盛,不断南向寇略东汉的

北部边境,而且还“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据有了“东西万四

千余里,南北七十余里”的地方。后其首领檀石槐又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

接夫余、氵岁貊二十余邑为东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里为中部;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

二十余邑为西部”[7]。势力之盛,可以想见。西晋初年,鲜卑内徙,虽具体数字不详。但

东晋穆帝永和五年(349)慕容俊即燕王位时,仅前锋都督慕容垂即“简精卒二十余万以待

期”[8],其部众、百姓之数于此可见一斑。

氐人原居略阳临渭(今甘肃省安县)一带,内徙后所建立的政权以长安为都,史载苻

坚伐东晋时,曾“率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照”[9]。士兵号称80

余万,其统辖下的氐族百姓数字亦可略知一二。

羌族亦居于今甘肃境内，成为东汉西部主要边患。东汉初年被陇西太守马援打败,“后

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10]。西晋时再次内徙,后赵石勒于长安称帝时,曾

一次“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州、冀州”[11]。后羌人首领姚弋仲又率众内徙。弋仲死后,

其子姚襄率六万户南徙阳平、元城等地[12]。姚苌时,又招降北地、新平、安定诸羌十余

万户[13],估计内徙诸羌总数起码也在百万人以上。

除上述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种民族外,还有零星内徙的其他各少数民族也不可

忽略,如苻坚建立政权后,曾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

地,丁零、翟斌于新安”等[14]。

总体来讲,西晋末年内徙到中原的少数民族总数最少不低于七、八百万,占到北方汉族

人口数字的绝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