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摘社会首批房奴的幸福代价.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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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房奴的华蜜代价

2003年前后，我国迎来第一波房贷高潮。当时的贷款期限基本以10至15年居多，如今，首批借贷者相继进入无债状态。然而，还清贷款的房奴们华蜜吗？

作为首批房奴，济南白领黄益民早些年就“解放”了，但翻身房奴的华蜜感，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多。更多的，是焦虑。

首批房奴华蜜论，在黄益民这样一个10年来有过两次置业经验的人看来，是在鼓吹房地产泡沫，让人觉得房地产就像当年的股市，只要一辆奥拓进入楼市，转身就会有一辆奥迪出来。

然而，西班牙房奴已经“杯具”了。2012年11月11日，一名西班牙房奴因无法按时还贷，难以忍受银行没收房子带来的羞辱，当场跳楼自杀。而那些已经被深度套牢的西班牙华人房奴，大部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在西班牙房价处于最高点时购入的。

这样的现实提示黄益民，要看好自己手头的钱。这笔财宝，是黄益民刚卖掉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变现来的。2007年买的这套房子，或许是黄益民这辈子抓住的最大机会了。

但黄益民现在焦虑的是，短暂存在银行里的这150万，每天都面临着通货膨胀下的缩水风险。可升级换房，再成房奴，他不敢冒这个风险。在他看来，真正华蜜的房奴是那些有大房的、有多套房的、炒过多套房的人，而他，“只是在别人吃肉喝汤时，蹭到一点油花而已”。

要过上华蜜日子，得让这150万保值增值，不能因通货膨胀贬值，房价更不能降下来。黄益民现在住的房子，是妻子单位分的房改房，当时花40多万买来的，如今价值已过百万。

“一旦坐上房价这趟‘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私下里，黄益民自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他关注过“蚁族”，感叹现在的年轻高校生打拼不易。数量浩大的“蚁族”正为能够搭上房价这趟“高铁”疲于奔命。但另一方面，作为坐上“高铁”的人，黄益民希望这趟车能开快些。他甚至有些懊悔，当时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

“没有人抵挡得了这样的诱惑。”黄益民为自己的“分裂心态”辩解。

即便是像他这样的“蹭油花”者，10年来过手两套商品房带来的收益，也相当于在单位辛辛苦苦干10年。这样的“致富路径”一旦被人推崇、追逐，成为普及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就只会看到首批房奴的“华蜜”，而背后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没有人去关切。

毁了爱情，毁了想象力，也毁了创建力

黄益民的挚友杨延平也赶上了商品房“头班车”。

2002年，杨延平花17万元买了套110平方米的顶层阁楼，贷了10多万元，还贷期15年。由于两口子工作不稳定，这笔贷款至今还背着。

搞艺术的杨延平留意到一组名为“包袱”的艺术作品，该作品表现的是房奴的生活——不敢旅游，不敢生病，过年不敢回老家，甚至不敢要孩子，每个月先把还房贷和交社保的钱留出来。“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唯唯诺诺，活得一点不像个艺术家。”杨延平自嘲。

杨延平为房子付出的“机会成本”，西班牙《世界报》曾这样描绘：“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而现在，年轻人高校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起先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对心灵的生活方式。”

杨延平做房奴十余年，人生最重要的十余年献给了房地产，“这是一种对青春的掠夺”，华蜜感因此消减。“但是，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杨延平说，当大多数中国人把买房看成获得平安感的重要手段、房子成为家庭稳定的基石时，还有谁那么简单逃得开？

2010年，在上海读完高校的林涛奔回老家。“我不愿成为‘蚁族’中的一员。”林涛说，四年的高校生活，已经让他切实感受到在上海做一名白领的压力。

在美国闻名询问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城市排行榜上，北京和上海高居全球第9位和第11位。“这种高成本，明显是被高房价推上去的。”旅美学者薛涌说，中国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相当靠后，这使得刚毕业的高校生很难在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大城市生存。

对北上广这些城市来说，这并非好事。因为被房价门槛拦在门外、处于创业期和创业打算期的年轻人，正是整个城市最有创建力的群体，失去他们，在薛涌看来，会严峻损害一个城市的活力与创建力。

伪中产，伪华蜜

据统计，2010年全国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4725元，比2000年每平方米1948元的均价上涨了143%。若剔除保障房的因素，2010年市场化的住宅价格，比2000年上涨3到4倍。杨延平2002年买下的顶层阁楼，如今价值百万。像他这样的“百万房主”，正是被房地产市场催生出来的“中产阶级”。

但“一个人要吃烧饼，就不能用这个烧饼卖钱，想卖钱的话，那他就不能吃这个烧饼”。杨延平中学时学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这个“商品既具有价值，又具有运用价值，一个人不行能同时占用商品的价值和运用价值”的经典理论，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