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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从五四到当前的女性作家脉络

文学院1302卞少瑾011301054

女性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欧美，在20世纪初就已传播到了中国。对

随后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五四”女作家第

一次以群体形象在平等的人的位置上言说女性心声。她们在理性观念上自觉的妇

女解放意识；而在深层心理上，其人生体验又呈丰富复杂的状态。

“五四”女作家群的出现绝非偶然现象，它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运动和

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在五四运动时期，女作家的视角从社会转向女性自身,以

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石评梅、苏雪林以及稍后出现的林徽

因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女性作家进行人生与文学的双重探索。陈衡哲首先提出

“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她

的文章蕴含着现代个性主义内涵的人生观，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统女性意识，

使她的文章刚强而有哲思。冰心、石评梅、陈学昭等“五四”女作家都在自己的

创作中正面抒发了肩负社会责任的主人翁情感，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

“从子”的封建礼教。同时冰心的短篇小说《离家的一年》、《寂寞》，散文《寄

小读者》、《山中杂记》，陈衡哲的短篇小说《孟哥哥》等，体现了她们对童真的

赞美，她们不仅从哲理和诗意的角度肯定儿童世界的纯净美好，而且还兴致勃勃

地去深入探究儿童拙稚的内心世界，捕捉儿童生活中的天真童趣。但我认为在“五

四”中讨论最多的是关于爱情、婚姻问题讨论。冰心、庐隐、冯沉君、黄白薇等

女作家从不同方面强烈表达了现代女性对于自由的性爱、情爱的追求。庐隐以《丽

石的日记》、《海滨故人》、《象牙戒指》；冯玩君的《隔绝》、《隔绝之后》、《旅行》、

《慈母》四篇系列小说；但是，尽管她们在尽力割断与封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联

系，却始终无法从血脉中除去浸淫已久的封建余绪。这一矛盾表现于创作当中，

就形成了女性文学萌发期特有的闺阁气息。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消歇，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十年内战和抗

日战争的相继爆发，致使中国社会的阶级、民族矛盾不断尖锐。以丁玲、白薇、

沉樱、谢冰莹、杨刚、萧红、罗淑、草明、赵清阁、罗洪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女性

作家出现了。面对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她们目光从自身的婚姻等问题转向广阔

的社会生活和工农大众。丁玲率先实现了这种“外转”，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并没有把笔触放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拼杀上，也没有讴歌英勇不屈的“女英雄”，

或勤劳支前的“女模范”,而是重在描写战争带给女性的深重苦难，特别是无法

弥合平复的心灵创伤,由此揭示了民族战争表层以下女性传统道德积淀的难以苏

醒，相较于莎菲的绝叫宣布了那个时代女性脱离社会革命的个性解放的末路,预

示了新女性将从新的方向寻找自己的归属，《我在霞村的时候》已经触及到了国

民灵魂与民族秘史的内在层面。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将中国广大的乡土世界中

男男女女的生存真实、生存悲哀呈现了出来，精神死灭后的蒙昧与混沌充斥了整

个空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尽管她们竭力表现革命，却往

往陷入“革命十恋爱”的创作模式中，即使是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草明的《原动力》这样在文学史上颇受好评的作品，虽然在思想上突破了原先的

阶级局限性，艺术上突破和超越了当时既有的创作模式，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她们原先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光泽。抗战后期,女性文学

再次从社会转向女性自身。以丁玲为代表的解放区女作家在反映解放区的斗争和

生活的同时,仍然密切地关注着革命运动中的妇女的命运。她的《在医院中》、《秋

收的一天》以及杂文《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一再流露出她对解放区存在的封建

意识以及妇女自身弱点的忧虑。

三四十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是沦陷区的一大批女作家:“十里洋场”的张爱玲、

苏青；先在长春后移居北平的梅娘；东北流亡作家肖红、白朗、但娣、吴瑛、蓝

菩、朱妊、左蒂、杨絮等，她们分散在一度被日寇占领的不同地区,却共同创造

了四十年代令人惊叹的“沦陷区女性文学”。张爱玲是上海沦陷时期出现的一位

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多以“十里洋场”上海为背景,表现处在“洋场却

顽固地保留着中国式封建心灵的女性心理,揭示了那些落后于时代的女性无可挽

回的衰落命运。苏青以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一举成名，小说通过日

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展示了妻子对丈夫在性关系上的矛盾心理。东北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