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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微观机理研究*

沈坤荣田伟

[提要]本文通过考察制度环境对微观行为主体决策过程的影响,为理解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模式提供了一个微观机理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为推进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增长模式微观机理制度变革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1-0005-07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作为一个正在经历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30年间维持着平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无论从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还是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实践来看,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难以摆脱粗放型的特征,高速增长以“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作为代价。受资源和环境可承载能力的约束,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带来了相当不利的影响。为什么中国经济一直难以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已有的研究大多认识到制度及其所提供的微观激励在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关键作用(吴敬琏,2006,第116页),因此,改变制度环境、培育与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相适应的微观行为主体已成为当前阶段推进实现增长模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本文通过考察转型期中国制度环境的内生形成过程,以及这种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着微观行为主体的决策,试图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及转变提供一个微观机理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制度或体制的特殊性具体体现于微观主体行为的特殊性之中,因此,欲理解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

*此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07ZD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也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中心”子课题“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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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94-2012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1Irightsreserved.http:/k

所特有的某些现象,对于其中微观机理的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与主流宏观经济理论有所区别,转型期中国经济微观行为基础的构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经典内生增长模型所考察的微观行为主体主要包括企业、家庭及中央政府,较少涉及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但我们认为,欲理解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考察却是一个关键。一方面,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行政性分权改革使得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中国的行政结构具有“M型”的组织特征(QianandXu,1993;Maskin,QianandXu,1997),地方政府从事实上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导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行政性分权将原先由中央政府所拥有的部分重要资源的配置权、部分财政税收权及一些重要的行政审批权力下放给地方。地方政府利用这些权力,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区内其它微观行为主体,如企业和居民的决策过程。田伟(2007)认为,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虽然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地方政府通过资源配置权以及行政审批权力对企业的约束条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可以认为是“经济转型”这个特殊制度背景在企业行为中的突出表现。因此,可以说,对于地方政府行为以及受地方政府因素所影响的企业等微观主体行为的分析是将转型期中国的体制背景纳入主流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下部分在进行微观机理分析时,主要以分析地方政府行为为中心,并结合地方政府对企业生产决策过程的影响,对企业行为进行了考察。

一、中国经济粗放增长的微观机理

(一)晋升制度环境、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国经济的粗放增长

1.行政性分权、官员治理机制与地方政府激励

中国地方政府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微观行为主体,源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行政分权)。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在1979年正式实施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国即已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