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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榜样

最近30多年，中国城市“学习”国外的潮流，基本与领导出国考察的路途一样。

从水泥森林纽约曼哈顿，到光怪陆离的拉斯韦加斯，从花园城市新加坡、宜居城市温哥华到全球最吸引眼球的城市迪拜，中国城市的学习口味总体是“外貌协会”，喜爱宏大叙事——它们会被那些高大整齐、气概磅礴的外观所吸引，后来才起先渐渐留意内涵。

苏式规划，埋下了“城市病”的隐患

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在中国时，学习的范本是多样的。

1929年《首都安排》的蓝本是美国的华盛顿。伪满洲国时期的《大新京都市安排》由日本城市规划专家设计，参考了19世纪巴黎改造规划、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头美国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梁陈方案》汲取了大伦敦规划的“有机疏散理论”。但是，最终对中国城市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来自苏联老大哥的规划，由意识形态做出的选择为如今的城市病埋下了隐患。

20世纪50年头，第一个“五年安排”的156个重点项目推出，为协作这批项目，中国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东北地区出现了很多相像的城市。这一阶段留下了苏式建筑、工人新村，还有城市病的隐患。城市格局看起来严整、理性，被清楚地划分为生活区、工业区、商业区，功能区规模宏大，路网结构浩大，城市看起来很气派，但是上班、购物、生活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交通成本高，并不宜居。

同济高校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宝江说，承袭自苏联的规划假如要被修正，可以通过加密路网、在功能区内植入新的功能来解决，但是最麻烦的问题还是城市的整体结构，照抄了莫斯科的城市结构——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一圈一圈放射出去，一旦经济急速发展，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就会收不住，“首堵”北京的悲剧便在于此。

20世纪90年头的大连曾经想要建成“北方的香港”，田宝江说：“当时大连的很多做法是向北京看齐的。”比如，香港是不行能有“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的，大连星海广场的模板是天安门广场，站在高处的领袖可以让广场上的人民一呼百应，这是政治在空间上的投射。更早的模板是莫斯科红场，在红色政权在此进行阅兵礼之前，红场是沙皇实行加冕礼的地方。空旷的广场本质上是一个威权的产物。

但类似的宏大叙事非常符合一些地方官员的口味，从一线城市到乡镇，城市扩张路途图被不断复制：建一个巨大的行政中心，门前一片大广场，假如领导大手笔，还会在广场上建一个“亚洲第一”或者“中国第一”的喷水池。广场前是8车道大公路，两侧分布着体育馆、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建筑，有钱的城市会请国外建筑师设计，实在不行就山寨一个。行政中心、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带动了新区地价上涨，然后政府起先卖地，商业楼盘进驻，一个全新的城市便横空出世了。这是中国式独创，但已经有了失败的“鬼城”案例。

纽约、新加坡、迪拜，是三个最受追捧的国外城市

改革开放后，领导考察第一站去的都是欧美的大城市，最令他们惊羡的是纽约曼哈顿的水泥森林，回国后就起先上马CBD项目，建设金融街、发展总部经济，或者干脆就造一个金融新城。在短短十多年内，中国的CBD在数量上快速赶超美国，一度出现了CBD泡沫。

广州的珠江新城最初参照的蓝本便是曼哈顿。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探讨院总规划师赖寿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说道：“别人建一个城市CBD拿50年来建，我们是希望10年、20年建成，结果容量与我们的市场需求有冲突，跟我们的建设速度也有冲突。为了加快实施速度，很多写字楼被调成了住宅。”

晚上在沙漠中闪亮的拉斯韦加斯是另一个让领导有复制欲望的城市景观，他们回国就起先做“亮化”工程。这些夜间开着灯的建筑，有一半左右的电费是由地方政府负担的。

新加坡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老师，从一起先的形象吸引到制度引进，新加坡几乎成了中国公务员最重要的海外培训基地。但是，田宝江说，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对于外部资源的依靠性很强，连填海的石头都要向印尼购买。国内很多城市本身就是资源型城市，却硬生生地要将其打造成旅游城市，关键是很多城市其实没有那么多资本，大工程上马之后未必都可以带来预期的效益，最终就要面对形象工程的烂摊子。地方政府的高额债务或许是将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大隐患。

2009年12月，杭州最终叫停了“建中国迪拜”的设想。在此之前，杭州的官方媒体大力吹捧迪拜，称迪拜与杭州有着很多惊人的相像之处，其中包括发展至上、“名画效应”、项目带动、追求第一、环境立市、通过经营无形资产来经营城市……杭州市委、市政府各级官员都去了那个高温的沙漠城市，“领会了迪拜打破桎梏、敢闯敢试、勇争第一的才智与志气”。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迪拜迷”泼了一瓢凉水，杭州也再未提迪拜。但是，迪拜制造的全球留意力依旧让中国的很多城市蠢蠢欲动，不管是第一“秋裤”，还是第一“计生环”，总之，须要制造出一个“第一”的噱头来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