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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百年的青年崇拜

青年，是一个年龄群体、年龄阶梯。中国以前对人有“老少”之分、“大小”之分，也有“孩子”、“壮年”，但几岁到几岁是婴儿、幼儿，几岁到几岁是童年、少年、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这些都是近代起先一步一步地规范的。因为民族危机，近代的教化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先建立，所以中国最初形成的“年轻人”群体事实上是青年学生。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起先便给予中国的年轻人许多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中国的年轻人必需担当，留学生必需救国。从那时起先，“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类别概念，渐渐在中国被建构起来。

在此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年轻人自己参加建构，青年导师(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也同时出现，来规定意义，完成了第一个“青年”意义结构化的过程。到五四运动，这个结构基本成形。五四运动时，它在社会上得到了承认，各种社会群体，大家都相识到这个角色类别在中国的重要性。

“五四青年”是中国青年的标准模型，它讲民主、讲自由，扮演的是挽救中华民族的神圣角色、肩负的是民族存亡的神圣使命。但是“五四青年”也要自己作为年轻人的权利，他们要婚姻权，要经济独立权，要突破父权，摆脱家庭和家庭伦理的束缚。

“五四青年”到后来演化为“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到1949年以后成了“革命青年”、“现代青年”。新青年的时候有年轻人离家出走，批判孝行，这在当时受到社会很大的反弹。但是后来民族危机爆发，全社会救国之时，这些“新青年”突然扮演了救国者、挽救者的角色。“五四运动”一发生，社会立刻就认可他们。社会因此起先修改“青年”的意义，社会期盼也起先发生变更，希望“青年”就是这种激进青年，希望他们担当国家命运。

但另一方面，角色的担当者和扮演者，也会跟社会发生互动，他们也有自己的愿望和动机，并参加了意义的修改。“青年”的意义结构不是单方面地由社会的结构性来规定的，而是角色的担当者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它会发生变更。在这种互动中，“青年”这个神圣的角色类别在中国存在了将近100多年，从早期的“非孝”，到现在年轻人的非“非孝”(回家论)，年轻人在不断地变更社会对年轻人的角色规定、期盼。为什么中国的青年在某个阶段会有强大的、群体性的行动，而在另外一个阶段他们和社会的关系又发生变更？假如青年们想修改“青年”的意义，不情愿担当社会的角色期盼，年轻人群体、青年群体与社会就会有摩擦、冲突。而当他们特殊听从的时候，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的回报就可能特殊多。

青年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激进文化运动担当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广阔民众的期盼，担当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这是所谓“青年”角色最为核心的部分)，所以，中国青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特殊高，这是社会给的回报。罗素曾讲到，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有过青年崇拜。青年崇拜是近代世界历史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对新的生命力的崇拜与产业化有关，工业大机械生产须要新型的劳动力，须要年轻人担当特殊的社会角色。在中国，青年地位特殊突出，因为它后来变更了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