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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生育支持政策成效及启示
内容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性现象,其中,以东亚地区日本和韩国表现的尤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开始着手制定应对低生育的相关政策;21世纪初,韩国也转而采取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但近些年来,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持续处于低位,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居于全球排名末尾,表明两国制定的政策成效并未达到预期。鉴于此,日本和韩国正在谋划出台新一轮生育支持政策。当前,我国生育支持政策正处于起步完善阶段。因此,从日韩两国汲取经验,对于下一步我国创新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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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韩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及预期
尽管日本和韩国都较早意识到低生育率的不利影响,且采取并完善了一系列应对举措,但近些年日韩两国出生人口规模和总和生育率均呈现加速下行趋势,这表明相关生育支持政策成效并不显著。
(一)日韩两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历史脉络
日本方面:1992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发布了副标题为“少子社会的到来——它的影响与应对”的《国民生活白书》,标志着日本开始从政策层面重视少子化问题。日本的生育支持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一是以保育服务为中心的少子化政策初建阶段(1994—2003年)。日本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提出了《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内容包括扩大保育数量、延长保育时间等政策。二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少子化政策体系构建阶段(2003—2015年)。2004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纲要》,提出“对工作、家庭二者兼顾的援助以及对工作方式的再思考”等任务。2012年,日本通过了《儿童、育儿援助法等相关三法》,将社会保障由之前主要面向老年人的三种经费支出扩大为包括少子化对策在内的四种经费。2015年,通过《第三次少子化社会对策纲要》,新增加了对结婚的援助。三是多领域综合推进少子化政策阶段(2015—2020年)。2016年,日本进一步修订了《儿童、育儿援助法》,提高了对企业内以保育为目的设施的补贴力度。2019年,日本制定了《新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提出到2021年和2023年度末,增加放学后儿童俱乐部25万人和30万人的配额目标。总体来看,日本的生育支持政策呈现出涵盖范围越来越广、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的趋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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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日本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
时期
主要政策
政策内容
以保育服务为中心的少子化政策初建阶段
(1994~2003年)
1994年《天使计划》
扩大保育数量、涵盖0~2岁低龄儿童、延长保育时间等。
1999年《新天使计划》
增加了雇佣、母子保健、咨询、教育等内容。
以法律为基础的少子化政策体系构建阶段
(2003~2015年)
2004年《少子化社会对策纲要》
提出“促进青年自立和儿童健康成长”“对工作、家庭二者兼顾的援助以及对工作方式的再思考”“理解生命的重要性和家庭的作用”“合力构建育儿制度的新支撑”四个重点课题。
2012年《儿童、育儿援助法等相关三法》
将社会保障由之前主要面向老年人的三种经费支出扩大为包括少子化对策在内的四种经费(养老金、医疗、看护、少子化对策)。
多领域综合推进少子化政策阶段(2015~2020年)
2015年《第三次少子化社会对策纲要》
满足青年在低年龄即可结婚生子的愿望,并进一步照顾多子女家庭,改革男女工作方式,提出结合地区特点、实际情况以及长期效果,强化细化各项措施的工作方针。
2016年修订《儿童、育儿援助法》
加强对企业内以保育为目的设施的补贴力度。
2016年《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
从正面应对经济成长的瓶颈—少子高龄化,为实现“意愿生育率1.8”,提出了加强青年的稳定雇佣、改善非正式雇佣待遇、推进工作方式改革、完善多样化的保育服务、破除接受教育的制约等。
2018年《促进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律整备法》
纠正长时间劳动、实现灵活多样化的工作方式、确保与雇佣形态无关均能得到公正待遇等。
2019年《新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
提出至2021年和2023年度末,增加放学后儿童俱乐部25万人和30万人的配额目标。
资料来源:李倢,《日本少子化政策演变及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启示》,《中国青年研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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