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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非正规经济

黄宗智*

一、非正规经济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正负面影响

对“非正规经济”这个用词，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我在《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

第三卷《中国新型的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这本书中对它是这么定义的。

首先，它是一个相对“正规经济”而言的概括。“正规经济”指的是城镇就业人员中

具有劳动法律保护的劳动人员。对中国来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包含所有的职工。在工

作条件层面上，都有上世纪20年代革命时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保障：譬如，8

小时的工作日，超时要付多半倍的工资。此外，还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工伤保险、患病、

失业、退休等保险。“非正规经济”则是相对“正规经济”而言的工人和工作条件，没有

同样的工时限制，没有失业、退休、工伤等社会福利或保险。

率先在上世纪60年代使用这个用词和概括的是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ILO。它的目的是要提倡劳动人民的法律保护和社会

保障。当时，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工人都有这些保障，“非正规经济”指的主要是在后发展

国家中的工人工作状况。国际劳工组织在1969年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表了一个比较权威性的关于非正规经济的研究，说明“非正

规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已经达到所有工人之中的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比例：在亚洲（不

包括中国），三分之二,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四分之三,在拉美和北非，二分之

一。

（一）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兴起

中国，由于其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改革之前，主要是正规经济。当然，

仍然有临时工、民工、季节工、协议工、合同工等，实际上乃是一种“非正规经济”的用

工方式，但规模较小，与改革之后的情况很不一样。

198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大量“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地在新的乡镇企业工作。

之前，他们习惯的是集体时期的工分制度，进入乡镇企业工作之后，初始时期有的仍然按

工分来计算报酬，之后进入了拿工资的制度，但完全谈不上当时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工人那

样的正规待遇和条件。这一段经历开启了非正规经济在中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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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代起，大规模的离土又离乡“农民工”开始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几乎全都是

在非正规待遇下工作的。

到2010年代，两种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达到了将近3亿的总数，在城镇所有从业人员中

占到四分之三,成为全球非正规就业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这里，我们当然也应该加上

1990年代后期，在国企“抓大放小”的过程中“下岗”的四、五千万工人。）今天，非正

规工作条件已经成为中国最普遍的就业条件和情况。

“非正规经济”甚至对“正规经济”也起到一定的去正规化压力。部分由于非正规经

济的强大压力，如今，即便是较大规模的正规经济的企业和公司，都有不少采用996的工

时条件和运作方式，不再遵循旧劳动法的规定。

(二)正负面影响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非正规经济大规模兴起背后的重要动力之一乃是国家采纳的“让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决策。

从正面看，非正规就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加强了中国招引外资

的吸引力，使中国成为全球投资回报最高的国家——达到年利润率20到25个百分比的幅

度，亦即三、四年便可以翻一番，促使中国成为“全球的工厂”，推进、加快了中国的经

济发展。同时，它也减轻了中国企业（包括国企）在人工费用方面的“负担”，一定程度

上给予了它们更强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中国的贫富不均，加大了劳资间的差距和矛盾，促使中国在三十

年内从全球比较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之前，中国革命较大程

度上克服了中国的贫富不均问题（当然仍有一定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后，基尼系数一

度显示中国贫富不均非常严重，乃是社会不公问题比较严峻的国家。

我们也要看到，近几年来国家的决策已经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权宜决策转向国家宪法和党章一再申明的追求“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富

裕”的社会主义理念。当然，那个过程的快慢、具体做法、运作方式和机制，都尚待观察。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