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青年家庭资产选择：基于人力资本丶房产和财富的实证研究.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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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探索》2012年第12期

中国中青年家庭资产选择：

基于人力资本、房产和财富的实证研究*

朱涛，卢建，朱甜，韩提

(东南大学，南京211189)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讨论了中国中青年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财富效应”;人力资本风险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替代效应”;房产对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对中年家庭没有“挤出效应”;综合考察中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年龄效应”,但细分年龄段后发现，中年家庭具有明显的“年龄效应”,而青年家庭的“年龄效应”并不显著;家庭财富促进了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具有医疗保险、商业储蓄保险的中青年家庭更可能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

关键词：家庭资产选择；人力资本；房产；家庭财富

一、引言

家庭资产选择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Campbell(2006)在美国金融年会上提出：相对于公司金融、资产定价等传统研究领域，应将家庭金融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加之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改革与发展，金融产品日新月异，家庭金融行为已经不再单纯是购买银行存款，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空间逐渐扩大，并呈现出资产配置行为复杂化与金融资产选择多样化的趋势。鉴于此，合理引导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营造理性的投资氛围，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与实践都表明(McCathy,2004):家庭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投资选择与资产配置大相径庭。青年家庭具有大量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供给弹性较大，但同时也面临更多的人力资本风险，促使他们持有较少风险性金融资产。此外，由于青年家庭的资产配置主要是融资买入的房产，也使得可供投资风险性

金融资产的资金较少。当家庭进入中年时，人力资本逐渐转变为劳动收入，人力资本风险减少，财富不断积累，此时家庭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从而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更大。而家庭进入老年阶段时，人力资本几乎都转变成了劳动收入，人力资本极少，同时还要面对健康风险或保健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老年家庭无法承受太多投资风险，进而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偏低。

综上，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导致的资产组合需求的较大差异，主要受家庭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风险、房产和财富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也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第二部分对国内外关于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的分析框架，采用CHIP数据库，运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借此对比分析青年和中年两个家庭生命周期段的实证结果，重点探讨中青年家庭资产选择的基本特征，运用相关理论解释中青年家庭风险

作者简介：朱涛(1967-),男，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家庭金融；卢建(1988-),男，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感谢东南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11028632)”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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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

二、文献回顾

早期在理性人假设下的资产选择理论认为，经济人会根据其风险厌恶程度决定其投资于风险金融资产的财富数量(Markowitz,1952;SamuelsonandMer-ton,1969)。这一结论与许多实证研究中的投资者资产选择结果相矛盾，即家庭在风险资产市场存在着“有限参与”现象，且家庭资产选择行为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90年代以来，为了解释理论与现实观察的差距，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家庭资产选择行为不仅与风险偏好有关，还受到诸如工资、受教育程度、人口统计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Heaton和Lucas(2000)较早的将上述非金融市场风险因素正式定义为“背景风险(backgroundrisk)①”。随后，学者们通过在早期模型中加入这些因素提高了理论解释力。

Merton(1971)最先引入工资收入的研究认为：理性投资者以无风险利率将工资资本化的形式为其工资收入风险进行保险，即以工资总额补充投资于风险资产组合，便能将其金融资产加上未来工资的资产组合隐含价值，与没有工资收入时保持一致。关于人力资本对资产选择的影响，学术界普遍存有两种观点：

(1)劳动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Guisoetal.,1996;Vissing-Jor-gensen,2002;AngererandLam,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