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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加工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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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工贸易发展对中国城镇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城镇建设与功能的发挥，也会影响到加工贸易的发展。城镇化中三种悖论组合直接或间接推高了贸易品成本，削弱了加工贸易的竞争力。寻找各种悖论组合的原因并加以改革不仅有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一城镇化与加工贸易的相互促进

翻阅世界经济发展史，发现城镇化的进程与贸易的扩张密切相关。远看第一次科技革命（1760～1830年）后贸易奠定了近代国际分工格局，英国凭借先进的工业制造水平成为世界城市，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沦落为世界农村；近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30年前深圳还是一个人口不足千人的小渔村，经过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如今已经成为人口超千万人的一线城市。

（一）加工贸易发展强化了城镇的功能

第一，强化了城镇的通行功能。为适应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的要求，在我国现有的60多个出口加工区中，18个分布在口岸城市，其余的分布在交通枢纽城市。运输方式多样化与便利化不仅保证了加工贸易的用工需求和货物运输需求，而且也大大提升了城市的交通设施建设水平，方便了居民的出行。

第二，强化了城镇的信息功能。进出口业务需要及时、准确地了解客户的需求，需要把握资金市场的动态甚至需要获取风暴潮的信息。这些需求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城镇通讯、网络的升级换代。

第三，强化了城镇的各种服务功能。进出口信贷和结算业务，涵盖了城镇金融和保险服务功能，而对各类专业人员的需求又催生了城镇的教育和培训功能。各类各层次人员的集聚还带动了城镇各种服务产业的成长，如餐饮、医疗、体育和娱乐等。

（二）加工贸易依托城镇的健康发展

城镇人力要素的集聚功能满足了加工贸易对各类人员的需求。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加工贸易的中心，主要原因是中国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要远远多（高）于同类型国家。在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就有1.5亿农民工，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大中城市，为加工贸易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一线劳动力。而印度和越南，有限的熟练工难以满足庞大的定单需求，“越南只有8400万人口，……中国单纺织业就雇佣了1400万人，是越南产业工人总数的两倍。”[1]印度的人口总量10年后有可能接近中国，但教育程度偏低大大降低了熟练工的可获取性。

完善的硬件基础设施，发达的金融保险服务也增强了中国的竞争筹码。加工贸易是典型的定单经济，外国发包商将定单下往何处，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承包商履行合同的时间长短。中国完成定单的时间远远少于印度。“货物出海关所用天数中国平均只要6.16天，而印度需要13.58天……货物进口到达海关至货物可被认领，中国平均时间是7.6天，而印度是12.54天。”[2]完成定单周期短不仅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承包商履行合同的能力高于印度。如表1所示。

表12010年中国、印度和越南物流表现指数比较

当然，影响中国加工贸易竞争力的城镇化因素远不止上面提及的两项，还包括城镇的地理位置、居民的生活成本和社会治安状况等。但就一般意义讲，健康的城镇发展会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二者会形成有机组合；反之，则会阻碍加工贸易的发展。

二城镇化中的三种悖论组合

金融危机前后外包公司纷纷调整在华的业务，出现了加工贸易环节从中国转移至其他同类型国家的迹象。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是城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推高了加工贸易的成本，削弱了中国加工贸易的竞争力。

（一）悖论组合之一，城镇的建设者不能成为城镇居民

长期依赖户籍制度一直是阻碍城镇健康发展的诟病，针对加工贸易城市来说，则表现为农民工身份的错位。身为城镇的建设者，虽然农民工广泛参与的加工贸易成为众多沿海城市的支柱性产业，然而现行的户籍制度却使他们无法成为市民。这种悖论组合带来了以下种种不良后果。

第一，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人员流和资金流逆向运动是加工贸易城镇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为农民工脱离土地，聚集到城镇从事加工贸易，将赚到的钱汇回老家。逆向运动的后果一是成本巨大，仅春运期间民工流耗费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就是一笔庞大的数字；二是本应注入城市建设的资金外流，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镇发展的规模或质量的提升。

第二，恶化了当地投资环境。作为城镇边缘人，农民工往往成为经济波动最直接的转嫁者。当经济通缩时，他们没有失业保险；当经济通胀时，他们也享受不到物价补贴。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的确增强了中国加工贸易的竞争力，但长期看农民工身份错位所诱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这种竞争力不可持续。近来广东潮州、增城接连发生农民工与本地人群体性冲突事件，根源就在于加工贸易城镇外地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共福利差距，一些本地居民甚至包括地方政府对外来农民工抱有制度歧视、意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