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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易水寒

晚年梁实秋在给女儿文蔷的一封信中说：“孩子长大了，假如一切事都肯坦白地和父母商谈。实在是最好的事。倒不肯定是父母的指导就好，是孩子与父母建立互信的关系，这实在是真正的健全的伦理……”另外一封信中说：“×××哭诉儿子不孝顺。头脑落伍。‘孝顺’二字早该弃置不用了。假如孩子看法不好，那是做父母的教养之道有毛病，除了自责，别无话说。周作人说过一句话，‘五伦其实只有挚友一伦而已’。我深以为然。”

这段话道出了梁实秋的教子之道，即，把孩子当作一个正常的人，当作挚友来对待。此虽非什么惊天哲理，但能以之为原则坚持下来，也不是易事。尤其是梁实秋生活的年头，尚在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不将孩子看作私有财产已是先知先觉，走在了前面。

梁实秋本有三女一子，其中二女早天，剩下大女儿文茜、儿子文骐、小女儿文蔷。在儿女们的记忆里，梁实秋是一个慈父，而不是严父。他喜爱讲故事，儿女们很爱听，每天晚上都要凑到他的卧房里来缠着他讲故事。他经常即兴发挥，妙趣横生，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说到伤悲处，孩子们也会潸然泪下。一次，他讲一个孩子走丢了，找不到妈妈了。文蔷哭起来。梁实秋的妻子就责骂他总把孩子逗哭，于是梁实秋接着讲，后来有人在那孩子的额头上贴了一张邮票，把他寄回了家，文蔷才破涕为笑。听故事过程中，孩子们有时困极了，蜷缩在他的身边睡过去。粱实秋轻轻地把他们抱回床，给他们盖好被子，舔犊之情殷殷至深。

梁实秋夫妇不对孩子声色俱厉，他们实行以身作则，无为而治的方法。文蔷初中时留级，自己感觉很惭愧，但梁实秋只是叹了口气，并没责怪她。文蔷回忆，当时只感到侥幸，日后才悟出父母对自己的慈祥、爱护和谅解。

1949年后，文茜和文骐因为要接着上学，留在了北京，小女儿文蔷则跟父母来到了台湾。对身边惟一的女儿，在性教化方面基本上是缺乏的。其实这也是该时代的总体特征。文蔷小时问的有关性的问题，都没得到回答。后来慢慢悟出这是不能提的事。因此，到了十二三岁仍糊里糊涂，不懂人事。等到她上了高校，有一天回家，看到客厅茶几上放着一本有关生理卫生的杂志。她很惊奇，因为这种杂志是从来不进家门的，哪儿来的呢?她新奇地拿起来翻阅。一看，茅塞顿开，里面有男女生殖器官的基本学问。文蔷看完后也不作声。过了几天，家中又出现一本，是其次期。这时她才明白，这是父母有安排的预谋，要给她一些必要的学问。这种神奇的杂志出现了几次之后，叉神奇地在家中消逝。于是她的性教化也就圆满结束了。文蔷说，这种教法虽然不够志向，但是妈妈爸爸尽然想到了，尽力而为了，已是不易。

不过，作为慈父的梁实秋也有极少的暴力的时候。在文蔷记忆中，有一年冬天大清早，她不愿穿裤子就要到院子里去玩儿，谁劝也不听。父亲火起，把她抓起来，猛扔到一大堆棉被上；然后再抓起来，再扔，把她扔得头昏眼花。棉被很软，摔上去一点也不疼，但是父亲的盛怒和暴力却让文蔷难忘。她说自此以后。她就学会了穿了裤子才能出门。这听起来有点好笑。我们当然不提倡父母对孩子运用暴力，但若辨证地看，好像也有其事半功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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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儿文茜也有类似的经验。上世纪三十年头，有一天梁实秋正在午睡，文茜一个人在楼下客厅里描红模子练字。她低头看到墨极黑，抬头看墙很白，无趣的她就想，假如在白白的墙上涂一个黑黑的十字，肯定很好看。于是，她端起小凳子，站上去画了个十字，黑白分明，非常刺眼。正在独自观赏的时候，梁实秋午睡后从楼上走下来，看到涂黑的墙，勃然大怒，打了女儿几杖，并令她罚跪不起。文茜吓哭了，哭了半天也没人理她，直到跪地沉沉睡去。后来，还是外婆替她把黑十字刮去，此事才作罢。文茜说，自己一辈子始终不敢在墙上题××到此一游的墨迹，“看到别人乱涂，也会下意识地想到父亲的竹手杖。此之谓家教。”她对父亲的责打没有怨言，甚或还有感谢。

无论实行什么方法，只要因人施教，把孩子引上正途，这种家教就应当是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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