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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城市发展与规划的思考

作者：张京祥

来源：《杭州（下半月）》2021年第3期

文丨张京祥

什么是未来城市？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未来”是相对于过去、现在的时间概念，“城市”

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缩影，深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因而“未来城市”可

以理解为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技术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面向未来提出的针对性、预测性、

理想性的城市发展模式。

从“理想国”到当代实践：未来城市的缘起与发展

回顾历史，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

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从“周王城”“管子营城”到近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古今中

外人类对“未来理想城市”的探索从未停止。可以说，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对“未来城

市”、理想城市持续追求的历史。具体而言，可将“未来城市”的探索演进历程划分为三个主

要阶段。

19世纪末及以前：理想与艺术导向的空想化阶段。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从

城市形态、社会、人性等方面讨论了如何建立理想的国家（城市），对西方“未来城市”的探

索影响深远。“希波丹姆斯模式”，《建筑十书》中的“理想城市”，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

城市”模型等，均继承了柏拉图等人对理性、秩序的强调。16世纪初以“乌托邦”为代表，西

方还出现了将城市建设与社会改良相联系的理想化探索。中国古代对“未来城市”的探求则表

现为“周王城”的秩序化范式、“管子营城”的因地制宜范式两类。总之，在农业社会，未来

城市的构想多体现在空间形态方面，但受制于制度、经济等条件，这些方案大多呈现出“空想

化”的特征而难以施行。

19世纪末-20世纪：化解城市病导向的技术应对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快速工

业化、城镇化所引致的严峻城市病，人们开始针对具体的城市问题来探讨理想的城市模型，由

此出现了“技术理性”导向、“人本主义”导向下的两类探索。技术理性导向源于20世纪初的

未来派，他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极度乐观，以意大利诗人马里奈蒂的《未来主义宣言》为标志，

现代意义上的“未来城市”探索开始萌芽、发展，无论是“工业城市”“广亩城市”“光辉城

市”，还是“立体城市”“海上城市”“穿梭城市”等等，都表达出人们对通过高技术来解决

城市问题的极度憧憬。虽然在这一时期也有“田园城市”“邻里单元”“拼贴城市”等人本主

义思想的解决方案，但总体上这段时期西方对未来城市的探索实践是在高技术、现实功利主义

驱动下进行的。

20世纪末以来：可持续理念导向的多元探索阶段。20世纪末以来，城市在日益成为人类主

要居所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城市病和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城市探索的核心

理念。尤其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一代技术革命，人们更加热衷于对未来城市

的探索，生态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云端城市等概念不断涌现，相应的研究和规划实践

也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人们从生态、技术、宜居等方面提出了多样化

的“未来城市”解决方案，并努力在实践中落实为具体的政策、工程措施和评价指标。但这些

方案大多是对城市发展某一方面要素的特别强调，尤其是在实践中常常受技术与资本的主导而

偏离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导致难以破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系统性难题。

从技术至上到以人为本：未来城市的内涵重构

纵观“未来城市”发展演进的总体历程，“技术”与“人本”两条主线始终在其中相互交

织，前者强调技术的工具理性推动，后者则更多将城市与社会联系起来，体现出浓厚的人文色

彩。在认识论层面，如今“未来城市”正在由技术导向逐步回归人本导向，这不仅体现在百余

年来无数人文主义大家对高技术指向的纠偏，也体现在一些技术型概念向人本的回归，例如国

际上关于智慧城市的讨论正在向技术与人本结合的综合导向演变。然而在实践层面，许多地方

普遍陷入了“未来城市”的建设误区，有必要正本清源：一方面，当前很多未来城市实践的高

技术指向性仍然十分明显，据统计我国已有上百座在建的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但这些智慧城

市的项目大多是对政府职能和工作流程的技术改造，停留在表层工具手段的信息化，而许多

“生态城市”要么成为了标榜“生态”概念的伪生态城市，要么陷入了高技术堆叠的运维危机；

另一方面，“未来城市”还成为了资本、技术用于产品营销、攫取利润的时髦概念，近年来一

些国际国内的信息科技企业、房地产企业直接攀附“未来城市”之名，而实际上只是单纯地提

供某种技术或住房产品——这些所谓的“未来城市”，越发成为了一场由“前沿科技”堆砌起

来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