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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的“赡养人”

似乎回到了70多年前，妈妈照看着女儿。

在繁华的北京王府井街头，李秀英和侯昌凤以特别的方式养老。母亲年龄虽大，但还有劳动实力，每日去捡瓶子卖钱，女儿因为患病只能依靠母亲的照看。

户籍制度的僵硬、低覆盖的养老保障、贫困人群的无力，让这个个例故事，看起来不那么特别。

“桃姐”和女儿

33岁的李秀英从安徽无为县来到北京，是在1951年。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成为了一户干部家庭的保姆。

她先后带大了雇主家的四个孩子。李秀英说，那时，没有牛奶，没有糖，也没有饼干，六个月后就得喂饭，带孩子比较辛苦，可自己很欢乐。

1964年，李秀英跟随雇主一家，搬到了现在的住处，与王府井大街仅仅隔着一个通道。

保姆的身份，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李秀英与雇主一家人共同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她的身份，更像是一个“桃姐”。

香港电影《桃姐》，讲解并描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最终为自幼照看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养老送终的故事。

和“桃姐”类似的是，李秀英的晚年也近乎老无所依。

李秀英老伴儿死得早，她也不情愿再嫁人。除了女儿侯昌凤，她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小时候手裂了口子，李秀英买来硫黄霉素，可儿子一顿就把药都吃了，头发烧光，胃也烧焦了，“得胃癌死了。”

当年一手带大的雇主家的孩子，成了李秀英的“赡养人”。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妹，通过努力，给李秀英落了户口，就落在她住的房子上，还给她办了社保。

90岁时，一次上楼收废品时，李秀英摔断了腿。她医保所在的医院不收，“岁数太大，接不了，治不好。”

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大女儿”帮她找医院，打听哪个医院接骨头接得好。后来，“大女儿”送李秀英去了北大第六医院，做了手术，住了70天，花了7万块钱。出院后，“大女儿”还给李秀英买了一个碳钢的行走协助支架，便利走路。

“对我这个腿，很上心，”李秀英摸着打有钢板、钉有四根钉子的右腿，脸上如刀刻一般的皱纹伸绽开，笑了，“医生说，我开刀的时候，她们始终在外面等着。”

和母亲的“华蜜”相比，女儿侯昌凤可谓“老无所依”。

30年前，侯昌凤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投奔母亲。

侯昌凤有四个女儿，一个大儿子，根据传统“多子多福”的说法，她的养老应当无忧，可是她却没人养。

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侯昌凤几乎是一身的病。儿子还注销了她的户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低保，意味着失去了年老后的保障。侯昌凤成了“黑人”。

在侯昌凤的描述里，儿子骆成福不孝顺，还阻拦其他几个女儿养她。

侯昌凤懊悔把儿子宠坏。她说，儿子小时候调皮，常挨丈夫的打，她便舍命护着；儿子受伤，她更是磕头烧香求神灵庇护，“但没想到他却注销了我的户口。”

手有残疾没法工作的侯昌凤，想不出别的法子来，她只有投奔母亲。“我心里一点都不想着户口，我是个残废，”侯昌凤话里带着哭腔，“我不想给国家添麻烦。”

李秀英每天在王府井大街拾荒，再加上70岁后享受的低保，可以养活娘俩，攒钱给女儿治病。这样的日子过了20多年，生活安静地似乎合情合理。

自食其力

5月12日，母亲节前一天，一组名为“那些年，感动过我们的妈妈”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开来。

李秀英的照片，被放在第一张。

白色帽子，蓝色褂子，竖杠条纹围裙，右手蓝绿色手套，左手灰色手套，挽起的袖子，露出一段像松树皮干裂的手臂，行走支架的左边，挂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塑料袋子，这样一个李秀英，站在王府井大街道中间，在四周富丽堂皇的商铺和灯光衬托下，显得格格不入。

“感动，好想去看她们，看到老人，想到我天堂里的外婆，泪流满面。”一位网友说。

其实，这只是李秀英多数“拾荒”夜晚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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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傍晚，李秀英都要扶着行走协助支架，出来捡瓶子和纸盒。她的腿脚不便利，半个小时才能走100米。每走一步，她都抓住支架，一走一拖，身后像拖着一个“大尾巴”一样。

渐渐的，四周的商户、小卖部的老板和环卫工人，都相识了李秀英。大家看她可怜，都把废品给她留着，等她上门来取。

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商户说：“这么大年纪了，不简单，没人管，也只能帮她攒几个瓶子。”李秀英年纪大，动作慢，抢不过别人。每捡一个瓶子，她都要俯下身子，弓着腰，头几乎探进垃圾箱里。

有一次，她在街上看到两个捡瓶子的为一个瓶子吵起来，她说，别为一个瓶子打架啊，就拿出一个瓶子给了其中一人。

其实，李秀英捡瓶子，一个月最多也卖不到100块钱。前几天，收废品的人告知她，现在瓶子一个8分了。李秀英听了，有些悲观，“降了2分钱啊。”

女儿侯昌凤的手有残疾，不能拎重物，不能帮母亲一起出去捡瓶子。她只能到商户那里，把一些轻巧的废纸盒装在一个箱子里，用绳子拖回去。

在屋里昏暗的灯光下，她用干瘦的手给女儿揉揉变形的手，一脸的心疼。

这是一间不到7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