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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诉讼中严格证明法则的表述

摘要:

严格证明法则之确立与贯彻是当前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重点。但是，当前对严格证明法则存在诸多误解，而严格证明法则之中国化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可以将查证属实作为严格证明法则的中国化表述，并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条款进行合理解释，以此来实现严格证明法则之中国化。

关键词:

严格证明;查证属实;刑事诉讼;证据能力;中国化

引言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依法治国决定》)中提出了“推进严格司法”“全面贯彻证据裁判”的改革目标。全面贯彻证据裁判之关键

，在于证据能力问题①，与证据能力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严格证明法则。至于严格证明法则与证据能力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密切关系，学界主要有两种见解:第一种见解将严格证明法则视为具备证据能力之证据成为自由心证基础的前置条件，换言之，证据能力是证据得以接受严格证明法则考验的法律资格

;第二种见解将严格证明法则视为证据能力的要件之一，经受严格证明法则考验并查证属实的证据才得具备证据能力，因此证据能力是证据得以成为自由心证基础的法律资格。①台湾学者林钰雄教授指出，前一见解在逻辑上存在巨大瑕疵，即颠倒了证据能力与严格证明法则之关系，而后一见解才是值得提倡的正当理论。［1］478－479的确，既然认为证据只有经过严格证明法则考验才有资格成为自由心证之基础，就实在没有理由将严格证明法则之适用排除于证据能力范畴之外。严格证明法则对于现代刑事司法之重要意义毋庸置疑。①但是，作为“舶来品”，严格证明法则在我国大陆地区于理论层面始终没有真正得到确立与贯彻。本来，如果将严格证明法则视为证据能力的要件之一，那么，当下以全面贯彻证据裁判为目标的刑事司法改革恰好就是我国确立与贯彻严格证明法则的契机。然而，我国大陆地区学界对于证据能力之理解，大多遵循了林钰雄教授所批判之陈旧理论，即认为证据能力乃证据适用严格证明法则之法律资格。①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陆地区的主流见解往往片面地将证据能力视作证据排除问题①，而很少在证据能力之下系统讨论严格证明法则。本文之立意就是为了避免错失当下这个实现严格证明法则中国化的良好契机而作一呼吁。为此，本文首先厘清严格证明法则之概念，澄清当前大陆学界对于严格证明法则的几种误解，然后分析严格证明法则中国化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之后提出将查证属实作为严格证明法则中国化表述的主张，以此进一步探讨严格证明法则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未来图景。

一、严格证明法则的含义

(一)一个主题:证据能力

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和贯彻严格证明法则的唯一主题，就是证据能力。只有经受住严格证明法则考验之证据，才能具备证据能力。当然，严格证明法则之适用，仅仅是证据能力的要件之一。如果证据触犯了证据使用禁止规则，那么即便经过严格证明而查证属实，也不可能具备证据能力。［1］476林钰雄教授将严格证明法则视作证据能力之积极要件，所谓积极者，是指在证据经受住严格证明法则考验时对其加以肯定性的评价。这种肯定性评价可以称为“认证”。相比之下，作为消极要件的证据使用禁止则强调一旦证据触犯使用禁止规则，就对其加以否定性评价。这种否定性评价可以称为“排除”。［1］475－476只要承认严格证明法则是证据能力积极要件，就能意识到证据能力绝不仅仅是许多学者片面理解的证据排除问题，而必然也必须包含证据认证问题。目前，理论界主流意见将严格证明法则置于证据能力之外，又往往主张严格证明法则是对事实裁判者自由心证的限制条件。这就导致严格证明法则处于证据裁判与自由心证之间的“三不管”地带:一方面，大家在构建证据能力体系时片面关注证据排除规则或证据禁止规则之构建，而不关注证据认证规则之构建;另一方面，在讨论自由心证时往往以其主要涉及主观确信为由，甚少去明确严格证明到底基于何种意图、透过何种方式、采以何种力度对自由心证进行了限制。于是，原本应当充分体现形式理性的严格证明法则，在我国大陆地区理论和实践中就变得面目极为模糊。①

(二)两重规制:证据方法与调查程序

严格证明法则之严格性，体现于对事实认定的两重规制:其一是对证据方法的严格规制;其二是对调查程序的严格规制。“审判程序中关于犯罪事实的调查与证明，须在法律规定所准许的证据方法范围之内，并且以法律规定的调查证据程序践行之，两者同时具备时才是经过合法调查的证据，才能够取得证据能力。”［1］478－479证据方法是大陆法系对于证据的一种理解，对其之把握须结合另一概念，即证据资料。所谓证据资料，是指“所有可能与待证犯罪事实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资讯内容或素材，其来源可能是任何一种相关的人、地、物”［1］479－480。与此相对，“证据方法是调查证据资料并证明待证事实的手段”［1］479－480。一方面，证据资料必须透过特定的方法才能呈现;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