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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鱼会生病，鸟会中毒，小孩子会死。但是我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后来我父亲死了。我父亲的学生告知我，长江的鱼不能吃了；在江边白茅上飞着的鸟儿，飞着飞着就摔下来死了，是铅中毒；在长江边诞生的孩子，有的小小年纪就得了肝癌。

在最近一次回江南的时候，我望见长江浑黄的水闷声不响地流着，像一个固执的老人，拖着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充溢怨恨地从他的不肖子孙门前走过，再也不回头了。

这时候，我感到，我必需告知长江和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到人们终于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他们会想起我讲过的这些故事。

鱼的故事

我父亲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带着他在美国旅行了一次。这是他此生最终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自己感爱好的照片。回来后，他把这些照片贴在影集上，每张照片下还写上一两句话，像是笔记。每次，我翻开他这本最终旅行的影集，看着他拍的这些照片和他写在这些照片下的句子，感觉它们仿佛在讲着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譬如，影集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父亲在夏威夷阿拉乌玛海湾，用防水照相机在水下拍的鱼的照片。红黄相间的热带鱼，在水草间安静地游弋，逍遥自由。

父亲在这两张照片下写着：“鱼，鱼，长江葛洲坝的鱼是要到上游产卵的。”

父亲到美国来探望他的儿女，才到一天，他就说：“我最多只能待一个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弟弟说：“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让您的探讨生去做吧。”父亲说：“探讨生威信不够，没人听他们的。”我和弟弟就笑：“您有威信，谁听您的？”父亲唉声叹气。但过了一分钟，他又坚决地说：“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肯定要走。”

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则从20世纪70年头长江上起先建葛洲坝起先。我记得父亲的挚友老谷穿着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里转来转去。

“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问。

“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

“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担心，像两个赶着救火的消防员。后来我知道他们带着3个探讨生去了葛洲坝。等着到上游去产卵的鱼儿，一条条傻乎乎地停在坝的下游，等着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

最终，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探讨生，用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今之后，年年到了鱼儿洄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探讨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运过坝去。这叫作“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洄游，于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们是一个特别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们可以把属于我们子孙的资源提前拿过来挥霍掉或糟蹋掉。我们喜爱子孙满堂，可是我们的关爱最多到孙子辈就戛然而止了。至于我们的曾孙、玄孙有没有太阳和月亮、清风和蓝天，我们脚一蹬、眼一闭，眼不见心不烦。我们还大大咧咧地讪笑庸人自扰——天怎么会塌下来呢？真是庸人自扰。我们的这种好感觉来得无根无据，却义正词严。

鸭子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其次页，贴的是一群鸭子的照片。那时候，我们找到了这个“天鹅湖”。湖里其实并没有天鹅，却停了满满一湖鸭子，一个挨一个，远看密密麻麻，像一只只灰色的小跳蚤。我们的狗想到湖边去喝水，一湖的鸭子突然大叫起来，像士兵一样朝我们的狗列队游过来，保卫它们的领域。父亲哈哈大笑，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他写道：“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20世纪70年头末起，人们发觉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肝癌的发病率特别高。父亲有个很好的探讨生，叫黄成，是孤儿，父母都得肝癌死了。他们家有兄妹5个，相亲相爱，住在上海浦东地区。黄成读书期间，大哥也死了，还是肝癌。人们不知道缘由。父亲就带着几个探讨生起先了调查，探讨为什么上海浦东地区的肝癌发病率高。

父亲选择探讨在长江下游生活的鸭子。

探讨结果出来了，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的鸭子活到两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很明显：长江下游的水质遭到严峻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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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父亲带着一个黑皮箱，去美国参与“国际水资源环保大会”。我和黄成送他上飞机。他的黑皮箱里装着具体的长江下游流域水资源污染状况探讨报告。不久，父亲从美国回来了，并不兴奋。他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告，谈完污染就谈整治措施。我报告完了污染，别人就问：‘你们国家的整治措施是什么？’我没法回答。我们没有。”那会是在二十几年前开的，那时候环境爱护还没有被中国人当作重要的事情，在那个年头重要的事情是挣钱。人们热衷于把自己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