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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范与经验之间——法律解释语言的语用学指向研究

在规范与经验之间——法律解释语言的语用学指向研究内容摘要：

语言源自于人的需要，在语言的语义学、语形学和语用学三重功能中，

语用学更能呈现语言的功效。法律解释依语用为中介在规范与经验之

间进行目光流转，不仅需要语义学和语形学的逻辑保障，更需要语用

学的意义和有效性保障。建立在人类生活世界共同背景下的理解，为

此提供了普遍一致性的基础。关键词：规范，经验，法律解释，语言，

语用学

随着人类社会知识的增长，人通过将主体—客体相分离的视阈来

获取科学和真理显得日益重要，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类经验的传

承。立基于这种认知模式，虽然可以获得客观知识的增长，却在无形

中将以人类共同认知为基础的规范形成和适用过程给忽略了，确立了

以客观规律取代主体间的共同认知规律。笔者在此将重点探讨如何将

以语言为中介的法律解释活动在规范与经验之间予以还原。

一、语言的语用学指向立基于主体间性的认同

人之所以创造语言，是为了满足人自身表达的需要和人与人之间

交流的需要。[1]在此首先应该将言语和语言予以区分。言语作为一种

更宽泛的意指方式，可以包括语言及其他传情达意的方式，诸如眼神、

手势等；而语言则主要与声音和文字相联系。语言在最初阶段，需要

确定每一个不同的发声与某个词的对应关系，同时赋予这个词内在的

涵义。这可以从孩子学习语言的实践中获得佐证。父母或老师往往指

着对象，将孩子的注意力与具体形象相对应，同时说出一个词——这

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指物定义”。[2]就这种学习方式，至

少可以得出如下推断：一是语言是习得性的；二是语言首要的任

务是物与词的意义关联。

语言实际上拥有三种功能指向，即语义学的、语形学的和语用学

的，其中后者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3]语义学所指称的对象、语形

学所指称的语言逻辑是作为习得性的语言的显相，而语用学所指称的

指号与指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则是隐相，是需要人通过认知与意志活

动去挖掘的，这或许也是卢梭认为语言非起源于需要的原因所在。毋

庸置疑，语言确定地从需要中产生，对语言的运用从根本上是为了人

的生存、交往、发展的需要。如果语言丧失了语用学的功能，那么将

最终失去人类行为的意义所在。诚如萨林斯所言：“假如要严格按照

‘语言’的模式，将结构/符号分析引进普通人类学，那么，失去的就

不单是历史和变迁，还有实践——世界中的人类行为。”[4]那么语用

学的根本意义何在呢？无论从目的论或认识论的视角出发，人在社会

中的行为无疑带有某种目的存在，意即无论人们是为了认识世界或改

造世界，这其中本身已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目的，即使是人们的交往同

样可以满足自身精神的愉悦、物质的利益等等。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

语言在取得以言行事的效果之外，更隐含了以言取效的效果。[5]这也

正是笔者在此力图将语用学意义转向法律解释的目的所在。

在人类认知实践活动中，对人类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主体—客

体二元分离的认识论。基于这种认识论，人们通过观察感性材料，通

过反思获得对客观实践规律的认识，是人类自然科学取得进步的关键

所在。但是这种认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却不完全适用：一则因为在社

会科学领域中是人与人的对话，而非人与物或事态的孤独对话；

二则如阿佩尔所言：“上述要求只能意味着，社会必须分裂为被控制

者和控制者两方。”[6]这明显与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不相符合。自然

科学需要证实或证伪，这是一个关于真理的问题，虽然是一种向绝对

真理渐进的观察，但终须在局部的历史进程中确证相对的真理。然而，

我们对于事物或事态的区分，不仅局限于真与伪，而且还包涵了意义

与无意义、有效性和无效性之区分。后两者是针对主体间性而言的，

例如一种语言是否对其他主体产生认识的影响——称之为有意义或无

意义；如果语言对其他主体的意志产生了作用，促使其他主体作为或

不作为某行为——称之为有效性或无效性。因此可以看到，语用学根

本上立基于主体间性的认同。

人是生活在意义之网中的动物。[7]人与事物或事态的意义或有效

性，是通过主体间性的认同而达成的，因而需要有一种基础性的共同

背景来促成主体间的理解。[8]无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知识（经验）

还是具体的历史的语境，都成为意义之网中的构成，因而对于抽象于

生活世界的规范需要在一种共同背景下的解释性认知来加以完成，而

语言的语用学指向无疑起着中介性的作用。

二、法律解释与语言的语用学之关联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法律的层面，深入考量一下语用学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