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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莱的张爱玲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缘由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高校，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高校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小老太太说，假如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留意。

其次，张爱玲喜爱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当时的中国探讨中心在校外办公，不在紧邻西门的现址。我在柏克莱市中心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人们进进出出，点钞机确定着每个人的华蜜指数，这座大楼与张爱玲无关。

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行避开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刚好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即害羞担忧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望见我，于是我也不自由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终狼狈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打算从今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着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高傲。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然。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罢。”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接受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忧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终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暖和，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今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遮天蔽日的标语和口号快速湮没。

三

犹如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分。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愿，我又实行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爽性避开一下，短暂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平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始终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寂静。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叮嘱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高校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探讨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望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探讨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与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忙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

张爱玲是一个不行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非常吝啬。近三十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探望，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终承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高校中国探讨中心就职。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二十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运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终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当庆幸，她的缄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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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因此而上瘾。锲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