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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命运

世上有很多所谓的“大哲学家”也谈命运，不过他们所谈的命运是指“先定”，既有“先定”，就有人要“先知”它，以便从中获利。例如预先知道某种物品将要涨价，就大量买进，便可赚钱；知道某种物品将要跌价，就去卖出，便不亏本。因此使得他们大发其财，无怪乎“大哲学家”们都生意兴隆了。

其实“先定”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无须先知。假如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将来要发财，到时自然会发财；命定你要做官，将来自然会做官；命定了将来要讨饭，自然要讨饭。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转变，又何必要预先知道呢！

我说的“命运”和他们所说的不同。孔子、孟子等也谈命，如孔子说：“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行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我说的“命”就是他们所说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它来而来；“节遇”是无意中的遭受。

命和运不同：运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的遭受，命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的遭受。某人今年中了特等奖券，是他今年的“运”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还不肯定，因为他将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时期中，幸的遭受比不幸的遭受多，是运好；在一生中，幸的遭受比不幸的遭受多，是命好。

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变更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而胜利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学问的成就须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须要命运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须要努力的成分大。

要成为高校问家，必需有天资，即才。俗话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一个人在身体机构上有了能喝酒的底子，再加上练习，就能成为一个会喝酒的人。假如身体机构上没有喝酒的底子，一喝就吐，怎样练习得会呢？作诗也是一样，有的人从未学过作诗，但是他作起诗来，形式上虽然不好，却有几个字很好，或有几句很好，这种人是可以学作诗的，因为他有作诗的才。有的人写起诗来，形式整整齐齐，平仄合韵，可是一读之后，毫无诗味，这种人就不必作诗。一个人的才的重量是肯定的，有几分就只有几分，学力不能加以增减。譬如写字，你能有几笔写得好，就只能有几笔写得好。学力只不过将原来不好的稍加润饰，来陪衬好的，它只能增加量而不能提高质。不过诸位不要灰心，以为自己没有才便不努力。你有没有才，现在还不晓得，到时自能表现出来，所谓“自有仙才自不知”，或许你大器晚成呢！既有天才，再加学力，就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

至于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分多。历史上最胜利的人是历朝的太祖高皇帝。刘邦因为项羽的不行而胜利，假如项羽比他更行，他绝不会胜利。学问是个人之事，胜利则与他人有关。康德能够成为大哲学家，并不是因为英国没有大哲学家。而希特勒能够横行，却是英国的纵容和法国的疏忽所致。历史上有些人实在配称英雄，可是遇到比他更厉害的人却失败了。有的人原很不行，可是碰着比他更不行的人反能胜利，所谓“时无英雄，竖子成名”，所以，事功方面的成就靠命运的成分大。“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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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方面的成就则须要努力，和天资、命运的关系小，因为完成道德，不必做别出心裁的事，只要就其所居之位，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尽伦尽职即可。人伦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必需和别人发生关系，而且必需做事。能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就是道德，和自己的地位高下、事业大小都没关系。不论何人，只要尽心竭力，对社会的价值是没有分别的。命运的好坏对于道德的完成也没有关系。文天祥和史可法都兵败身死，可算不幸，但是即使他们能存来救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再增加一些。他们虽然失败，道德的成就也不因之削减一些。不但如此，有的道德反要在不幸的遭受下才能表现，如疾风劲草、乱世忠臣。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终身富贵的人，最多能做到前者。做官发财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唯有道德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做不做的全在自己。

有的人经常说我立志要做高校问家，或立志要做大政治家，这种人有可能会悲观。因为假如才不够，便不能成为高校问家；命运欠好，便不能成为大政治家。惟立志为圣贤，则只要自己努力，便肯定可以胜利。一般人以为，圣贤须要在事功文学方面有特殊的天才，那是错误的。孔子和孟子成为圣贤和他们的才能没有关系，王阳明并不是因为他能带兵而成贤人。所以学问的成就须要才，事功的成就须要幸运，道德的成就只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