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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堂断忆

转瞬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洁白，我还支配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我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9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成天奔忙之余，还时常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享受我为他支配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终于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化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改变，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劳，能在哲学的纯洁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起先写，很多人担忧他写不完，他尽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肯定要写完这部书。

父亲在最终的几年里，常常住医院，1989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

又一次，父亲不负我们的劳累和担忧，平安回家了。我们笑说：“又是一个惊险镜头。”12月初，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岁寿辰，也是他最终的寿辰。这一天，丁石孙先生等几位民盟中心的负责人前来探望，老人很兴奋，谈起一些文艺杂感，还说，若能汇合成书，可题名为“余生札记”。

这余生太短促了。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十五岁寿辰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他没有来得及参与，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切。

1990年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进医院。他常常喜爱自己背诵诗词，每次住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非常安静。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突然对我说：“庄子说过，‘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寂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行避开的。

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院的间隙，他最终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示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终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唯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说出的最终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当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最终到了11月26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恒久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期。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我在他晚年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当有深化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依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慧，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前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的手臂触城墙而骨折。一次金岳霖先生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把手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分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敬爱思索，那时正是因为他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他一生都在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遇多少批判，他仍坚韧地思索，不放弃思索。不能创建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索。而且在思索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验过20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头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

幸亏到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的确行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看法。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相对。须要提出“诚”，须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伤。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但是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削减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还有一个便是我。1982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的确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