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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减值问题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目录

TOC\o1-2\h\u7035商誉减值问题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

246211文献综述 1

214501.1关于商誉的研究 1

270211.2并购溢价和商誉的研究 5

300491.3文献评述 5

198972商誉减值理论基础 6

265372.信息不对称理论 7

116813.委托代理理论 7

27212参考文献 7

1文献综述

1.1关于商誉的研究

1.1.1商誉的定义

从商誉的定义来说，它最早出现于英国法庭的一个案例，案例中对于商誉解释为“顾客在持续经营的过程中获得顾客重新购买的优势”[1]。不难看出，商誉的定义最早是从预期未来销售与自身价值的角度来研究与定义。1922年，美国会计专家沃伦.佩顿（1922）在《会计理论》中认为[2]，商誉的定义就是对企业预期未来超额收益估价的价值。对于商誉系统性研究，1926年杨汝梅学者在《无形资产论》书中阐述了关于商誉本质的关系，具体总结为：商誉是对企业未来营业情况有好的期待，并且可以通过货币计量[3]。杨汝梅学者的研究对于当时商誉研究颇有超前性，对现代学者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美国著名会计学家EldonSHendriksen(1965)在1965年对商誉本质给出了三种解释，即“好感价值观”，“超额收益价值论”以及“总计价账户论”，也被俗称为著名的“三元理论”[4]。

第一是好感价值论。顾客的好感对于企业的商誉息息相关，影响企业价值。我国学者汤有为，钱逢胜（1997）认为[5],商誉产生自所有利益相关者，比如企业员工，外部投资者对于企业整体的好感，企业在市场中的口碑，地位都对商誉有重要影响。

第二是超额收益价值论。商誉的定义在这里的解读是预期未来收益折现的价值超过正常报酬的部分。在最初对于商誉的研究过程中，杨汝梅学者与Patron都将商誉理解为超额的利润，到了1914年由Leake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更深的研究，认为超额收益更为贴切[6]。阎德玉（1997）对于商誉的性质研究中，将商誉作为资产的三个要素总结出来，分别为“经济资源”，“获利潜力”，“货币计量”，将商誉的研究整理的更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7]。罗飞（1997）学者通过将“无形资产观”和“超额收益观”进行了对比和提炼，认为这两个观点有相似的地方，进而提出“商誉是企业拥有能使企业获得超额收益的未入账的无形资源”这一理论[8]。

第三总计价账户论的内容是，企业全部价值超过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就是商誉。商誉十一个综合类别的账户，商誉价值里面还包含未来的收益以及评估时所带来的溢价。

除了“三元论”以外，我国学者也是经过了漫长的讨论。崔静（2010）认为，商誉的影响因素不单单只有某一部分，而是受到各种协同效应的影响[9]。冯卫东（2014）在商誉和公司业绩研究中，认为企业商誉对企业的影响受到处在不同行业的影响，商誉波动对于企业价值上的体现也有一个滞后性[10]。李玉菊（2010）从市场整体的角度出发，认为商誉核心在于企业履约能力[11]。丘开浪（2018）认为溢价商誉的数额越高，企业会计的稳定性就越低，越容易产生股价暴跌地风险[12]。

1.1.2商誉的初始确认

随着2015年开始，我国资本市场并购数量与规模不断升级，一次次刷新记录的并购对价与高溢价让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都感到恐惧。面对这种情况，专家对商誉初始计量是否过高，企业自身的自创商誉是否应该在计量商誉时算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静（2015）认为[13],在计算商誉时，应该包含真实的商誉与企业本身的自创商誉。王志宏（2016）认为[14],商誉初始确认阶段就会受到市场整体环境，所处行业的影响。Hatfield(1909)在1909年提出了商誉的评估方法有具体两种，分别为直接计量法和间接计量法，这也为商誉计量打下了根基[15]。

直接计量法是以超额收益法为基础，认为企业的商誉应该以超额收益作为衡量标准直接计量。朱德胜学者（1998）认为折现率的确定对于判断商誉价值至关重要，需要用合理准确的方式来推断企业未来超额获利的能力以及预期年限[16]。许家林（1997）认为直接计量法主要的争议点在于，如何判断预期未来的收益，超额收益可持续的年限以及确定折现率[17]。资产评估机构的判断标准难以统一，不同行业的商誉参差不齐，尤其影视行业，轻资产比重大，同时商誉的评估存在可操纵性与主观性。资产评估时资产组难以单独拆分，简单现值模型不能满足未来修正系数，这些争议点让直接计量法实施困难重重。

间接计量法我国学者也存在着众多看法。许琼学者（2010）认为商誉与信息不对称有关联，对于合并成本偏高呈正相关关系，合并上的初始确认应该建立在公允价值基础上。学术界对于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