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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结果能够平抚仇恨和哀伤?

写下这个题目我知道它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死结。信任这是旁观者在旁观举国关注的孙伟铭无证醉驾案审理过程中，内心里共同的疑问。可是，正是由于我们是在旁观，我们恒久无法清晰。担当四死一伤醉驾结果的那三个支离破裂的家庭，将如何平抚内心的仇恨和哀伤?我们也无法知悉，孙的家人，那个变卖房子为子赎罪、在电视镜头中已是麻木失魂的老父，是以怎样的心境走过这煎熬的一年?

我们可以说，事情已经过去，人死不能复生，借助着这些朴实但又不那么坚硬的安慰，来抗御“以命偿命”的报应要求，但是那种彻骨的无由来的损害，又原委怎样才能换得真正的安静?一一假如孙没有改判无期而是以命相抵，全部的损害便会大雪无痕?一一人们常说，时间是对哀痛最好的治疗，是的，但走出哀痛却是一个对哀痛反复咀嚼的哀痛之旅。“我不会宽恕他的”，我信任一位受害人家属的这句话是真实的表明：太简洁出口的“宽容”，就像轻许的诺言，太简洁纵容自我欺瞒和对责任的逃脱。

但是，“永不宽恕”是否就肯定要生活在仇恨中?一一我不知道。在一种极其原始的悲剧性心理选择面前，除非经验者自己，我们都无力猜度，但作为有着最珍贵的怜悯心的同类，我们又那么渴盼有人会给指出一个方向：因为随时可能，我们也会陷入大小不一的“仇恨”与“宽恕”的心理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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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真实的仇恨和懊悔，双方当事人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相通之处，他们都在重复一个简洁的常识：饮酒后不能驾车。想想真是怪诞：一个对自己和他人生命最至少的责任感，在我们这个社会却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习得?不是夸张，半月前当我回到家乡，中国北方的一个县城，那里随处可见有酒意阑珊的人，从酒店走到驾驶座前。一一现在，随着孙案的审结，最高法院最终用新的司法说明，来规约一个个潜在的“孙伟铭”。

或许，这是一条出路吧。哀痛仍在，但它的化解不是凭借遗忘，它从个体的心灵里起飞，深厚地停留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德国人。他怀揣高校问却一生颠沛流离，母亲死于纳粹毒气室，他竟七年不着文字，只怕影响自己对德英法民族特性的探讨不客观。有学者这样总结他：

“他从未感到自己被埋没，对人类的一切疯狂和不义一如既往地宽忍，总能把人类自作自受的苦痛往好里想，当成美妙的教训积累，对人类的自我相识、自我成长总有那么多慈善的期许。”

他的名字叫诺贝特·埃利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