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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梦想与现实

1982年的秋天，四川泸洲化工学校迎来了一批新生，其中一个穿着极为普通的就是唐晓泉。作为一名新生，他没有那种初入校门的激动，他的心情极为复杂——他当年的高考分数高于录取线，本可以稳上大学，但体检医生一个失误击碎了他的大学梦，在当时“服从分配”为绝对原则的状况下，他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去读中专。他心中满是不平和委屈，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上中专的时候，我心里就一个念头，我是可以上大学的。”

不过，这3年的中专生活却为了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基础，“上中专的时候，我的模拟和数字电路学的是最好的，这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当时我的老师也就是现任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学院院长范平志博士对我的影响最大。当时我比较重视动手能力，不重视理论知识，一次我没有认真完成数字电路作业，范老师在我的数字电路作业本上写下了‘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理论的实干是蛮干’我把这两句话记在了我的数字电路课本上，它实际上成为我学习的座右铭。”他回忆道，“我现在也经常对我的研究生说：‘我与其他pcb设计人员的一个重要区别不是因为我是博士，而是因为我的数学功底较深，能灵活应用电磁场理论，所以我设计出pcb的性能也好’。”

也是在读中专的时候，他就开始动手搞些科研革新并总结经验，写成论文，在校期间，他就在《电子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写的是关于自行车后车灯的革新问题，没想到，我现在做的就是汽车电子车灯方面的问题。”他笑道。

中专毕业后，唐晓泉被分到成都一家橡胶厂做仪表技术员。由于工作出色，在他24岁的时候，就成了这家有1,800人工厂的仪表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前途看起来很好，如果照这样的路发展下去，也许在30岁的时候他就成了厂里主管设备的主要负责人。作为一名中专生，他的仕途生涯前程似锦。

但是，此时他做了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决定——他要去读硕士。“其实原因很简单，是为了解决我的夫妻分居两地问题，因为我的妻子离我很远，我得想办法把她调过来。”就这样，唐晓泉开始了他的冲击硕士的战役，“我考了3次，第3次才考上的。”他坦承，因为没有上本科，他的许多课程都是当时跑到川大等学校旁听来的。“最后一次，我复习的时候，亲朋好友都想不通，说我有好好的前程怎么去读书，上三年研究生至少要损失3万元人民币(我当时的正工资只有68元)——当时全民经商的观念很强烈，大家都觉得我怪怪的。这次考试，我认真做了分析，以考上为准，我就选了西安矿业学院，因为她的专业课是数字和模拟电路分别作为两门专业课考试，数字和模拟电路又是我的长处，而且不考微机原理——我当时对微机一窍不通。”他笑道。

经过认真准备，他终于如愿以偿，在1991年考上西安矿业学院研究生，专业是通信工程，师从中国矿山通信专家刘少亭教授。

失而复得的博士

毫无疑问，硕士生涯给了他跳跃的撑杆。“刚上硕士的时候，我对计算机一窍不通。一个师兄领我到机房，让我上机调程序，可是我连计算机的开关都找不到。”他苦笑道，“不过，这也刺激我发狠学好计算机，过了一个星期，我不但操作非常熟练了，而且还学会了fortran77，并且用fortran77编写调通了高斯消元法解线性方程组。”

在读硕士的时候，唐晓泉对dsp算法很感兴趣，并做了深入的研究，当时dsp主要用于高端通信装备和医疗仪器，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广泛应用在各种电子产品上。“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以后应该有很好的应用，所以用心做了研究，对自适应滤波算法作了改进，并设计了基于tms32010的数字信号处理平台(只用了600元)，在该平台上实现了自适应噪声对消。”实际上，这个研究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

硕士毕业后，唐晓泉报考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不过很遗憾，虽然他的研究能力很强但他的考分却不具竞争性。“我当时去找了西交大的老师，谈了自己的情况，但是研究生院最后仍然拒绝了我。”他回忆说，“我当时心灰意冷，准备就去找工作了。”

这个时候，他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了转变——在他的硕士答辩委员会里有两位西安交通大学的老师韩崇昭教授和薛均义教授——这两位老师听了他的硕士答辩后，认为唐晓泉是个非常有潜力的学生，在了解到他已经报考了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的事后，这两位老师以个人名义向研究生院提出要求，要求研究生院破格录取这个学生——终于，他再次如愿以偿，成了西安交通大学一名在校博士，师从韩崇昭教授。

博士毕业以后，他曾经和创维集团有过联系——创维有意邀请他去开发数字电视。不过，他仍想在理论上再继续充实自己，因此他去了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中国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的创始人黄益庄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内容为继电保护装置设计方法研究、变电站自动化设备之间的信息互连。

关于职业生涯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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