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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

作者：崔兴文燕凯

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4年第02期

关键词：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动态能力理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煤炭资源型城市受过度依赖资

源、环境污染严重和数字化水平低等因素的影响，发展相对滞后。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高达41.5%。数字化的重要目标就在于推

动社会的信息化和智慧化，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与传统实体经济的结合中兼顾转型创新

和节能减排的新型诉求。煤炭资源型城市作为数字创新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如何迅

速融入数字化发展新环境，迫切加快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使得各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已经

成为绿色转型发展的必要条件，数字化水平更是成为煤炭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数字中国”以来，中国的数字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部分地

区仍然面临数字技术创新不足和城市之间数字鸿沟等挑战［1～2］。因此，研究煤炭资源型城

市数字化发展的影响机理和转型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

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的影响因素之间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多因素联动匹配共同作用。根

据Teece等（1997）提出的动态能力理论，组织实现转型发展并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组织

间资源和能力的异质性［3］。因此，本文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借助组态视角对中国30个

煤炭资源型城市进行研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性地识别煤炭资源型

城市的高质量数字化发展在多因素互动下的生成机制。具体来说，本文将重点阐释如下问题：

对于煤炭资源型城市，什么条件下可以以“殊途同归”方式推动城市数字化水平提升？什么是影

响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发展的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

二、文献综述

围绕“数字化”这一议题，学术界进行了诸多探索。Negroponte（1995）首次提出“数字化”

概念［4］，此后学者们便将数字化概念逐渐扩展到政府数字化、城市数字化和企业数字化等

方面。目前，学术界对数字化的理解是将其视为一个复杂过程。如庞瑞芝等（2021）认为数字

化是指运用数字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环境友好和社会转型的复杂过程［5］。在数字化水平衡

量上，既往研究常基于单一指标衡量地区数字化水平，如互联网宽带接入数、数字经济总量

等。随着对数字化研究的深入理解，为了更加准确度量地区数字化水平，周青等（2020）、王

锋等（2020）通过构建多维度的数字化测度指标体系［6～7］，研究全国不同区域的数字化水

平对城市绿色转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数字化研究层面上，韦彬等（2022）、LuisF等

（2014）主要从政府数字治理和企业部门组织变革等方面进行探索，提出“环境决定论”和“组

织特质论”两种观点［8～9］。环境决定论认为政治制度、技术条件和公众需求等外部环境推

动了政府数字化转型。而组织特质论强调政府自身的资源状况和领导者的特质对数字化转型至

关重要，包括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投入和领导者的专业知识与工作经历对数字化创新

与发展的关键作用［10～12］。此外，对于数字化的研究也逐渐关注到不同类型城市的数字化

发展。刘钒等（2023）研究发现老工业城市通过对外开放水平、科教支持来促进数字经济发

展，进而推动产业转型速度提高和产业结构高级化［13］。郑婷婷（2021）从数字化转型的定

义出发，详述了数字化转型破解资源型城市路径依赖的作用机理［14］。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仍存在一些不足：过去，对数字化的研究主要聚焦政

府和企业层面，而对城市层面的探讨相对较少，尤其是对迫切需要转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更是

如此。其次，虽有研究提出了城市数字化发展评估体系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囿于研究视角，

数字化水平考量的维度和分析框架很难清晰阐释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发展的本质，限制了对

不同类型城市的技术条件、组织资源和管理能力等多重因素间协同效应的理解。基于此，本文

将切换研究视角探究技术、组织和管理条件是如何影响煤炭资源型城市的数字化，以进一步拓

宽驱动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维度与边界，有效区分影响煤炭资源型城市数

字化发展的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理论基础

既往研究主要基于单一维度研究城市的数字化发展，但在現实情境中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提

升是多维度、多因素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现有文献假设的自变量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