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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余光中的生活和家庭

余光中说他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年少气盛时他自诩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他将第一部散文集冠名为《左手的缪思》，以彰显诗为正果，文为副业，评、翻译为余事，皆隶属“第三只手”；此外他还钟情于绘画、音乐以及天文、地理、历史，乃至人类整个文化，好一个“千手观音”。其著译林林总总排列案头，如同风光无限，满亭星月。

透视他的生活和家庭，亦堪称星月满亭。

余光中在思想上是一位因循守旧的人。他不烟不酒，一杯茶足矣，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机械得连吃饭都上固定的餐馆点菜都是一模一样。他是当年办《文学杂志》的挚友中惟一一个不上牌桌的人。他不想见那些不必见的人，因为他既不求官，也不竞选。对有共同旨趣的挚友，他盛情接纳，在香港七，他的家几近成为台湾会馆，人称“沙田孟尝君”。对话不投机者，则三句嫌多，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他的确又是一位冷面热心，很善解人意，乐于提携有才情的挚友与学。余光中文章写得好，人品又高尚，他晚年供职的高雄中山高校，校长把他当作镇校之宝，请他在运动衫、雨伞上题字，以赠来宾。在他退休后仍热忱留，作为学校的“门脸”，每遇事不遂，一打余光中牌，便无往而不胜。而余光中自己“不喜爱在媒体上晃来晃去”，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追求心灵一片净土。

他说他生就一副“不列颠的脸”，西装、领带，洋气十足，外表一本正经；他的锦心绣口是出名的。他把谐趣作为社交场合一件美丽的服饰。他刚到中山高校执教，他称女探讨生们为“村姑”，毕业后这些女弟子们相约来为他祝寿，他对“村姑们”说：“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说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都说，把听他的课当作一种享受。他是诗文大家，一次饭桌上论道，他说菜单是诗歌，账单是散文。自己却戏言：“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为了娱人；写指责，尤其是写序，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牢靠。”又说：“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由于他德高重，出书索序者如过江之鲫，他一面发牢骚：“惊奇了，我又没跟人借钱，怎么一下子出这么多债务，恒久都还不清呢？”一边又说：“受序人像新郎，新书像新娘，写序者就是证婚人。”于是又一本正经“证婚”：他写序，于人为略，而文为详，就文本探人本，亦艺术人格。在不胜其烦中，他说真想写一篇《序你的大头》，挚友听了，抚掌大笑。青年时期，他亦参与文坛论战，中年以后，他已无爱好，对请邀的挚友说：“与其巩固国防，不如扩充军备，不如提高品质，增加生产。”晚年，他的作品仍频频获奖，他见其他领奖者都是后生，在致词时说：“一个人年轻时得奖，应当跟老头子一同得，表示他已成名；但年老时得，就应当跟小伙子一同得，表示他尚未落伍。”

一九九六年，余光中应邀到四川高校讲学，有几位探讨生拿出他的诗集请他签名题辞。当有人指出某本书是山东某出版社盗印时，余光中幽默地说：“山东出圣人，又出响马嘛。”把幽默当作是荒谬的解药。

余光中的家庭是女性世界。他戏说他与个女人为伍，戏称余宅是“女生宿舍”，他是“舍监”……他的谐趣尽现在他的洋洋洒洒文字中，《我的四个假想敌》清淡中蕴深情，读之无不捧腹、喷饭！

关于婚姻，余光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他认为“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值得玩味。

说来好玩，余光中与妻子范我存的结合，没有传奇色调，倒真正体现一种缘分。

童年时代，母亲常携余光中到常州漕溪探亲，舅家的表兄弟姐妹有三四十之多。斯文秀气的表妹们给儿时的余光中留下了美妙回忆。两家长辈曾戏说，将来让余光中娶哪个表妹吧。若干年后，余光中果真娶了表妹，不过是那一群表妹之外的一位表妹范我存。

范我存的父亲范肖岩早年留法，是浙江高校教授。母亲孙静华在上海蚕丝公司工作。他们夫妇都很“前卫”，将女儿寄在她南京的姨妈家，就读贵族学校明德女中。范我存九岁那年，父丧。二战成功后，余光中回到南京，在范我存的姨妈家两人初识。少男十七，少女十四，初次相识谈不上一见钟情，但双方留下了美妙的印象。范我存印象最深的是听姨妈说这位表哥人品好，学习好，又会绘画。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初识不久，范我存便收到余光中寄来的一份同人刊物刊有余光中翻译拜伦的诗作。可笑的是余光中不知这位表妹的大名，在信封上写小名“范咪咪”收（此称持续至今）。范我存觉得有点突兀，朦胧中被表哥的文采倾倒。一九四八年，因时局动荡，范我存回到上海。俟余光中其次次逃难到沪，欲觅这位表妹时，范我存已随亲戚飞往台湾，失之交臂。直到1950年，余光中一家到台，才重续旧缘。那时我存肺病刚愈，身材颀长如水仙般袅娜飘逸；余光中元气淋漓，风华正茂。台北、中坜两地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