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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的礼物

我第一次跑进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或许总在4岁左右，现在时隔半世纪以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间摆满很多1分钱就买得到手的糖果的可爱铺子，甚至连它的气味似乎都闻得到。魏格登先生每听到前门的小铃发出稍微的叮当声，必定静静地出来，走到糖果柜台的后面。他那时已经很老，满头银白细发。

我在童年从未见过一大堆这样富于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从其中选择一种，实在伤脑筋。每一种糖，要先想象它是什么味道，确定要不要买，然后才能考虑其次种。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装入小白纸袋时，我心里总有短短一阵的悔痛。或许另一种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总是把你拣好的糖果用杓子舀在纸袋里，然后停一停。他虽然一声不响，但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扬起眉毛是表示给你一个最终掉换的机会。只有你把钱放在柜台上之后，他才会把纸袋口无可挽回地一扭，你的迟疑心情也就没有了。

我们的家离开电车道有两条街口远，无论是去搭电车还是下车回家，都得经过那间店。有一次母亲为了一件事——是什么事我现在记不得了——带我进城。下了电车走回家时，母亲便走入魏格登先生的商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买。”她一面说，一面领着我走到那长长的玻璃柜前面，那个老人也同时从帘子遮着的门后面走出来。母亲站着和他谈了几分钟，我则对着眼前所陈设的糖果狂喜地凝视。最终，母亲替我买了一些东西，并付钱给魏格登先生。

母亲每星期进城一两次，那个年头雇人在家看小孩几乎是未之前闻的事，因此我总是跟着她去。她带我到糖果店买一点果饵给我大快朵颐，已成为一项惯例。经过第一次之后，她总让我自己选择要买哪一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望着母亲给人一些什么，那人就给她一个纸包或一个纸袋。渐渐地我心里也有了交易的观念。某次我想起一个办法。我要独自走过那漫长的两条街口，到魏格登先生的店里去。我还记得自己费了很大气力才推开那扇大门时，门铃发出的叮当声。我着了迷似的、渐渐走向陈设糖果的玻璃柜。

这一边是发出簇新薄荷芳香的薄荷糖。那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简单，外面撒上亮晶晶的沙糖。另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吃起来把你的脸蛋撑得凸出来。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杓舀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1分钱两杓。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这种糖假如细细去嚼，让它们渐渐溶化，而不是大口吞的话，也很耐吃。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肯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把拳头伸出去，把五六只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登先生站着向他的手心凝视了一会，然后又向我端详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忧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大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款计数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不是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或许总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其次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给我忘怀了。

我六七岁时，我的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特地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方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干脆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5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天气的下午，有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哥哥陪伴进店。他们或许五六岁。我正在忙着洗涤水箱。那两个孩子站着，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清澈的碧波中漂亮得像宝石似的鱼类。“啊呀！”那男孩子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念地说。

很惊奇，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凝视那些鱼类好一会之后，便要我给他们好几对不同的鱼，一面在水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引出来。我把他们选定的鱼用网捞起来，先放在一只让他们带回去的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地提着。”我指引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他说。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间知道这件事肯定会有什么下文，而且连那小女孩会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了。她张开拳头把3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悟很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给我的教益。到了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那位老人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把这个难题应付得多么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