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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艺术和美是我的宗教

■人物档案

余光中：

在内地享有盛誉的台湾诗人、散文家。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1952年毕业于台湾高校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高校（LOWA）艺术硕士学位。先后在台湾、美国多所高校任教。

出版有诗歌散文集数十种。代表作有《莲的联想》、《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等诗集，《左手的缪斯》、《望乡的牧神》等散文集。

余光中的作品中充溢着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祖国的挚爱。他在作品中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下次我要请我孙女颁奖

新京报：谈谈你对《新京报》与《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的这次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观感。

余光中：王小妮请儿子给她颁奖，下次我要请我的孙女给我颁奖！这次办到其次届，从广州到北京，更像一个全国性的奖了，而且地点选在现代文学馆，很合适。

据说在座也有其次届被提名的作家，这很有风度，作家之间惺惺相惜，相互确定，是很好的事。主办单位很仔细，典礼并不是沉闷的隆重，可是大家都蛮兴奋，现场气氛很活跃，就算主持人马原教授讲错了，也很自然，无所谓，那不是做作，也不是官式的公式化。

而且，上一届过后还出了本书，把事情报道得很深化、具体，这是有始有终。许多文学奖没有事后这些动作，有点过眼云烟的感觉。

新京报：你说跟五位作家一同接受颁奖，对你是件重要的事。你对他们的作品熟识吗？

余光中：莫言在台湾出书许多，读者也许多，我们是同一个出版社的人，所以感觉很亲切。王小妮、韩东我也很早就知道，王尧更不一样，就是他三月底来台湾告知我有这个颁奖的，我跟他很熟，他也请我访过苏州高校。但新人我不熟，这也是很自然的。

我不会写回忆录

新京报：在记者会上，曾提到现在内地和台湾有相像的现象：情色题材文学走红，而且都是女作家起先写的。你怎样看这种风气？

余光中：这当然是社会风气开了，教化普及了，全球化的影响，性不再是taboo（禁忌），道德、心理、生理的话题都可以公开探讨，作家也一并跟进。也有女权运动的影响，女人要主宰自己的身体，要觉醒，等等。何况中间又蹦出个同性恋来，把性观念又拓宽了。加上网络来帮忙，两性在网上就可以约会了，跟以前羞怯不一样，变更了两性关系。

但未成熟的年轻心灵会遭受到困难，甚至灾祸。同时，一个社会假如不是全面转向，一部分开放，另一部分认为很糟糕，先去开放的人会有许多压力，甚至无地自容，饱受羞辱。所以发展太快还是有问题的，有整套道德、社会问题牵涉在里面，并不是你觉得爽就可以去开放。

唉呀，这些问题探讨起来影响很深远。台湾佛教当道，好些佛门法师乱来，敛信徒的财过得穷奢极欲，但政客容忍，就因为他们的信徒许多，代表选票许多，也不敢轻易得罪。

新京报：那你有宗教信仰吗？

余光中：我没有正式的，但我妻子跟女儿近于佛教徒，她们吃素，觉得佛教排他性较其他的宗教小。

对我，艺术和美就是我的宗教。一般人崇拜神明，希望身后有所寄予，而艺术家、文学家信任immortalityinart（艺术不朽），也是寄希望于将来。不过我对别人信得虔诚又不诉诸暴力、从爱动身，总是很感动，又敬重，而且有点艳羡。

新京报：会尝试写小说吗？回忆录呢？

余光中：不会。我说，写小说的要对人物发生爱好，诗人是对自我的爱好比较多，这个“我”简单写成“大我”。白先勇见过一个女人会记得人家穿什么衣服，我就记不得。这是自我在作怪。

也许也不会写回忆录了。回忆录是很麻烦的事情，我没毅力。我不写日记，也少写信，也就是对自己、对挚友都不周到。要是写自传，赤裸裸地不打自招，自己受累，挚友也受累，没必要；要是去掩饰或者美化，又欺瞒读者。

罗大佑照讲是侵扰版权的

新京报：你之前还提过跟台湾的流行音乐家也有联系，比如罗大佑？

余光中：人家都情愿被称为“民歌手”，有点美国“嬉皮”的味道。1975年起先的十年，台湾有个“民歌运动”，学生们都学着美国民歌手的样子自己写歌谱曲自弹自唱，两首歌之间还给大家讲几句话，这是很好玩味的事。

后来就变成了“校内民歌”，等到有了商业价值，就被媒体收买了去，变质了，成了流行音乐的一部分，那些以朴实为骄傲的歌手渐渐变成了有钱的流行歌手，像蔡琴，原来很纯洁，不过也怪不了她，变更是很自然的。

罗大佑是后来的了，他也受BobDylan影响，有意怪腔怪调，戴个墨镜，穿紧身衣，写的词就受JohnLenon影响，讲讲革命，讲讲反社会，嘲弄嘲弄爱情。他虽然现在也很红很赚钱，但给人感觉还是没有沦为流行歌手的样子，他多少还保留着“社会批判家”的身份，时常刺痛一下小资产阶级、白领阶级，所以他主要吸引高校生，崔健也许也是这样的吧。

罗大佑跟我没有什么互动，也没有正式见过面，那时是他主动把我的《乡愁》谱了曲，照讲是侵扰版权的，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