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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开北大之门

王水照

1955年的夏天，高温连日，酷暑难熬。我那时是上海新沪中学的应届中学毕业生，住宿在校。这所中学原本不收寄宿生，只为照看少数外地学生，临时把几间日式住宅改建为学生宿舍，低矮逼仄，通风不佳。幸而校方开放了两间教室，专供考生温课迎考。我爽性带张凉席，睡在教室，读书累了便睡，醒了又读，温课效率倒颇高。加上自忖平常成果尚可，因而赴考时心情较为镇静、自信。但第一天的语文考试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险情”。语文试题略分为两部分：一是语文学问，也许有古文今译、字义说明之类。我很快答完，估计能得满分。二是作文，详细题目忘了，大意是，你打算怎样做一个合格的高校生？这应是一个论说题，根据当时反复强调的“全面发展”的教化方针，非得从“德”“智”“体”三方面入题不行。但这极易写成一篇套话连篇的空洞文章，如同宋太祖指责宋初官府公文为“依样画葫芦”一般；又觉得自己的叙述描写实力可能比论说实力略显优长，因而没有过多思索，就确定用虚拟的三则“日记”来替代。快速地虚构了三个事例，借“事”生发，阐发的还是“德”“智”“体”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努力改进的目标。写来还算顺手，交卷时还对自己的别出心裁暗自得意。

考毕与一位同学交谈各自的作文内容，他听完我的叙述却皱起眉头：“唯恐审题有偏差，论说文写成了记叙文，关键是判卷的老师持什么标准。”我忽然惊慌起来，越想越觉得他说的有理，深感录用前途存在不确定因素。

在随后等待发榜的日子里，忐忑担心的心情日益沉重。除了语文答卷之事外，我还遇到别的更为意外的麻烦，这里不再赘述。左盼右盼，最终盼来了录用通知书，一眼看到了信封落款的“北京高校”四个红字，一颗久悬的心才放了下来。对当时作文判卷标准的宽容，还没有走到肯定的“标准化”的程度，心怀庆幸。

也许在1982年，我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编写工作，适逢北京高校中文系原主任季镇淮先生也来沪商讨。我问季师，此前是否到过上海。季师答：“1955年到过，那是为中文系录用新生而来。”我为之一惊：“我就是1955年从上海考进北大的。您不仅是我的授课老师，还是及门‘座师’呢！”季师听罢，伸出一个大姆指：“不简洁！那年上海考区以第一志愿考北大中文系的，共有一千多位，我们系只取十名，真是百里挑一。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把我挑花了眼。”说完，又补了一句：“真不简洁！”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和他一起细细点数一下，现今在北大任教的陆俭明、张少泉，原《文艺报》副主编陈丹晨，福建师大的孙绍振等，都是我上海榜的“同年友”。北大选择我们，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北大人；我们选择北大，寄予着对自我人生的一份慎重的期盼，寄予着志向和向往！

在那篇应试的“日记”中，为了强调“体”即熬炼身体的重要，我不无夸饰地说到，在温课迎考时，因生活惊慌，体力不支，“差点儿从双层床上摔下来”。不料这句戏言竟成了谶语。

原来我高三的同桌同学黄柏松，和我同时被北大录用，他分在图书馆系。我俩结伴负笈北大，报到入学。那时学生宿舍尚未腾空，我们文科新生被临时支配在饭厅居住。他在东区，睡上铺；我在西区，睡下铺。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夜半从上铺重重摔下，头先着水泥地。四周同学年轻好睡，只在朦胧中听到沉闷声响，也未引起警觉。而他竟然又爬回原铺睡觉，直到次日凌晨，才被发觉已停止了呼吸。我直到傍晚才获此噩耗，他已被送走。生命真是脆弱，一位好学深思、沉静诚笃、木讷寡言的同窗刹那之间就撒手西去了。这位成天带着宽厚温柔微笑的读书种子，还是一位独生子，他名为“柏松”，其蕴含的遐龄长寿的期望与英年早逝的残酷现实，对他的双亲又是怎样致命的打击！黄伯父、伯母不久飞来北大，马寅初老校长亲自接见，马老通知我们几位新沪中学同班同学参与会见。这是我初次近距离地见到马老。他神情肃穆凝重，一再耐性地询问黄氏夫妇有何要求。黄伯母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流泪不止，但很大度地表示：人死不能复活，只希望悲剧不再重演！马老当即批示身边工作人员尽快加固睡床的护栏，并在教化报上发布消息。黄伯母也投书有关报刊，引起当时大中学当局的重视。

后来我回沪时，曾去探望黄家，看到俩孤老孤独晚景，不禁悲凉袭心。临行，黄伯母送我一张柏松的毕业照，写上“黄柏松，五五年九月逝于北大”几字。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手边，看上去他眉宇之间隐含着伤痛，顿失他往日的微笑。我油然想起流行歌曲《同桌的你》，稍改几字：“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我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拥有温柔微笑的你！”祝福我的少年同伴在那个世界里安眠！

王水照,1934年7月生，浙江余姚人。复旦高校中文系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探讨与教学，著有《唐宋文学论集》《苏轼探讨》《宋代文学通论》《半肖居笔记》《王水照自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