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学讨论现当代文学王安忆谈当下小说“生计”最好写也最难把握.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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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谈当下小说“生计”最好写也最难把握

生活供应应我们的是大致一样的东西，而作家的创作却迥然相异

当代小说境况如何？这个话题由王安忆来解读，或许是再合适不过的。

2005年夏一个名为“全球化与东亚现代性”暑期高级论坛上，王安忆作了一个名为“当下小说境况”的报告。为了这个报告，王安忆说她足足打算了两天，因为她更关注的不是“全球化”或者“东亚现代性”，而就是小说本身，一如她长期以来的专注和纯粹。

王安忆看上去很累，不知是因为琐事还是工作，抑或可能是她在演讲中反复提到的关于小说的“生计”问题。但即使如此，温柔的王安忆还是接受了《眺望东方周刊》的专访，谈起她最关切的小说。

《眺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当下小说面临什么问题？

王安忆:主要有三个方面吧。首先，小说在被过量地、过度地消耗着。举一个简洁的例子，我花一周写的小说，我的同事半小时就读完了。他们常常问我的问题是:王安忆你最近怎么再没写小说？我要说的是我始终在写，但创作须要有肯定的时间去思索，不是几天或者一个月就能有一部新的小说问世的，对于读者是在大量地，快速地，过度地消耗小说。这样的逼迫会使得作家疲于应对，对资源和思想都有着巨大的冲击。

其次，小说的另一个损伤还来源于电影电视。相比较画面和声音语言，文字语言在当下则显得缓慢而无力。但事实上，小说赐予创建力的表现是电影电视无法赐予的。

最终，也就小说的内容和结构问题，也是我今日始终在说的“生计”问题。

《眺望东方周刊》:“生计”指的是小说的内容和结构，不是小说的状态？

王安忆:要理解这个，我在这里先点几部小说:曾获诺贝尔奖的挪威小说《拓荒记》，《鲁滨逊漂流记》，还有《夭折》，这些作品在诠释人物和故事时有一个共同特点——“生计”问题交代得很清晰。

我始终认为小说是现实的代言人。人类社会经验了四个阶段:原始，奴隶，资本，以及现代社会。其中很多优秀的作品，就是将“生计”在小说中表现得跃然纸上，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斗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

中国也有，尤其是刚去世不久的作家李肇正，他写的《城市生活》，可称为是“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真正意义上的并且无可替代的底层平民生活的叙事者”，不唱高调，没有花招，忠实于自己生活的写作看法。李肇正的小说，是能够让凡人接近乃至亲近的世界。他选择的是城市生活世俗化的一面。一是作品人物的选择上，他倾向于写平常生活中的一般人。从作家、厂长到工人、家庭妇女、打工妹，都是城市生活中最常见的人物。在李肇正笔下，这些人物活得都很不简洁，各自为生活而奔忙，他们不像有些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清高到不问饮食男女，一味关切国家大事。

但李肇正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说没有为人准则。只不过这种准则不像某些作品中的人物那样将道德箴言挂在嘴上，贴在脸上。其人物思想都是从“生计”中提取，是以做人最基本的底线来维持的生存价值为基础的思索。

《眺望东方周刊》:你的意思是当下小说的题材和精神选择有肯定的偏离？但不少人认为“现代性”和“全球化”是中国小说包括当代文学的必定趋势。

王安忆:谈到现代性，或者全球化，每个作家都是那么急迫，迫不及待地想要融入进去。而赶上全球化的浪潮是须要一种创作的本能，但这未必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对此，作家还是须要肯定的天赋和理性。

小说要由外部的表象和内在的内容构成，内容是组成外部表象和形成外部美感的重要条件。我认为作家创作的核心就是将故事里的每个人物生活都支配得伏贴。这就回到“生计”这个问题上，“生计”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应当是最好写的。而小说创作繁衍至今，这种“生计”反而却成为了最难以把握的。

《眺望东方周刊》:那么“生计”是否可以成为缓解当下小说尴尬境况的关键词？

王安忆:我用这样一个比方回答你的问题，好的小说就好比一个走得很准的机械钟表,在看到它的外部之后,内部才是最值得玩味的——把表壳拆开来，你会看到齿轮和齿轮之间清晰地咬在一起,机械带动齿轮的运转很规则,很有条理。

而事实上,小说在一个社会中的发展和升级确定着小说的形态、形象、走向以及价值。当下中国小说内部须要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我最近始终在思索的一个问题。但目前看来,还没有成型,也还不成熟,所以可能讲得也不是很透彻。

《眺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时下流行的网络小说,青春小说,以及这些迥然不同的年轻作家们？

王安忆:小说不是那样一种写法，我只能说一方面那些忠实读者们的语文水平的确不过关，另一方面也得承认写手们的文字实力都很强。但是他们只能被叫做写手而不是作家。

小说的创作过程是一个技艺习得的过程，而在今日这个过程被磨灭掉了。小说家不同于作曲家，必需具备专业的学问。小说看似是只要识字的人都可以写，然而肯定不是由一堆文字拼凑起来的。

《眺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