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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荒年

?编者按：谈歌原名谭同占。1954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高校中文系毕业。曾当过工人、宣扬干部、报社记者。1978年起先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我曾让你傻半天》等。现在河北保定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工作。系河北文学院专业作家。《天下荒年》可以作为“大跃进”前后中国农村精神状况的备忘录，至少作者有这个意图。尽管小说的某些争论引起了一些指责家的置疑，但是作品的确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基层读者。

小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它只是拼接了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并由他们引出各自的悲剧性故事——因为与上司争夺一个女人而舍冤自杀的父亲；被誉为“泥腿子县太爷”，却使全县饿死人数居地区首位的大伯；因为乱搞女人而被枪毙的有功之臣曹汉；宁可让孩子饿死也不偷吃公家红薯的杜二娘；带领群众打开公社粮库赈灾，引来杀身之祸的干部志河；为了侈水库，活活累死在工地上的袁娘等等。这种结构可能有两个好处，其一，可以使小说超越虚构的特征，提升作品的真实性；其二，能够使作者更干脆自如地阐发争论和思想。很明显，作家试日弘扬一种精神，一种传统的民族的完备无缺的生存精神，并且将之与时下人们精神的迷失相比照。作家饱含感情地写道：对那个让我保持“惊恐记忆”的时代，我“始终高山仰止”，“我今日重提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饿。我是重新被那个年头中那种镇静自苦的精神秩序所震憾”。“我们应当纪念那个物质确定危机，而精神竟确定绚丽的年头”。在作家的心目中那个被我们普遍认为的愚昧和悲剧的年头已经“神化”了，我们并不怀疑作家的真诚以及他对世风日下、道德缺失的痛心疾首，值得我们寻问的是那个精神“确定绚丽的年头”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事实上，蔑视人性的道德，其本身就是不道德，而对这样一种建立在泯灭人的特性与欲望基础上的秩序的“镇静自若”与自律，只能说明人们对自身权利的无知和丢失。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因为一块红薯被母亲活活打死；还是因为一块红薯，大伯挥手便打自己的妻子时，驱动他们的残忍本性的莫非真是什么道德吗？

虽然，小说在阐发观念上令我们感到某些缺憾，但无可置疑的是我们太须要珍贵的精神和坚决的操守以便我们能够面对物欲横流的时代。这或许就是小说赐予人们的启示吧。

遗忘了那个年头，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一个风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们神坚毅地再生。

——作者题记

我纪念我的父亲，不仅仅因血缘的关系。为了我的诞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我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没有经过人类文明生产原则的承诺，就冒冒失失跑到人间的生命。直到我为人妇为人母之后，仍羞于提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内心世界中，至今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孽障。这种负罪感或许会像阴影一样紧紧缠绕我的一生。这真是悲凉没顶的事情啊。

1949年，父亲进城后，就脱去了军装，在北方的一个城市里给市委书记当秘书兼市委秘书科长。一个前程似锦且不好估量的职业。

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就比高玉宝们华蜜，他读过书，有文化。连天的炮火一经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枪杆子的优势。所以，有文化的父亲就很受重用。根据他的一些老战友的说法，他若不出那桩风流韵事，以至断送了政治前程，以至最终连生命也搭了进去，他现在或许已经是省一级的干部了。

我常常负疚地想，我这可悲的生命或许是用一个省长的性命换来的。

也有人说，我父亲的悲剧就在于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喜爱读书人，于是就喜爱出了问题。由此看来，“喜爱”这种人类行为，一旦过了头，就不会是什么好事了。乐极生悲，大抵如此。

1951年，第一批高校生安排到市委机关。其中一个叫黄玲的姑娘迷住了父亲。

父亲的悲剧由此起先。

我走访过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他们口忆说，黄玲姑娘长得好美丽，爱笑爱唱。他们运用了一句陈旧的比方，说黄玲像只百灵鸟。

市委书记贺二喜也喜爱上了这只百灵鸟。于是，父亲就有了一个强劲的憎敌。

脱下军装之前，贺二喜是师长，父亲是他手下的一个营长，贺二喜很赏识父亲，贺二喜当了市委书记之后，就让父亲给他当秘书，后来又当秘书科长，这应当是一对铁心铁胆了的上下级；却成了憎场中的对手。该如何较量。贺二喜的优势大子父亲：参与过长征的老干部。独身。妻子在斗争中牺牲。无子女，无家室之累。我父亲则是有家室的。但父亲的一些优势也大于贺二喜：有文化，三十岁出头，年轻英俊。贺二喜则是四十开外，一张有刀疤的脸，一副能使天下全部的林黛玉们望风而逃的凶狠的面孔。

情场逐鹿谁得手？战友们都劝父亲退出这场角逐，把黄玲让给贺师长。

在战场上对贺二喜唯命是从的父亲，竟昏了头似的，毫不让步，他一面抓紧与那个斗大的字认不下几箩筐、死活不进城、仍在村里当